按理说，埋葬暴死之人是有仁人之心的人所应该做的，从感情上来说没有必要如此地如丧考妣。但真实的情形正如我已经告诉你们的，我为他悲伤，更是为自己悲伤，我在安慰他，更是在安慰自己。①我是借着对一个暴死之人的安慰说出了对自己的安慰。
2.
我是三年前流放到这个边疆驿站的。在这之前，我已在帝国的心脏勤勤勉勉地工作了八个年头，辗转于工部、刑部、兵部的多个岗位，长时间地在从六品的官职上打着转。在外人看来，我有个状元出身的父亲——我的父亲王华在成化十七年赐进士第一甲第一人——年纪轻轻又中了举，虽至今还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但也算是在仕途上稳扎稳打地前进着，不出意外，若干年后混成个部级高官也不是没有可能，一有机会放出去巡抚一方那就更是威风得可以。
但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官的仕途起落都是极富戏剧性的。那场将改变我一生命运的牢狱之灾发生在1506年的秋天。
自从21岁那年杭州乡试中举后，我就无时无刻不梦想着有朝一日步入承天之门。但癸丑年、丙辰年连续两次科考失利带来的耻辱让我不得不怀疑起了自己的智力。绝望的心情就如同等着一壶水烧开，底下的柴薪快燃尽了但那水还是不开。此时正值我陷入幽暗而迷狂的青春期的泥沼，政治上的饥渴与体内过剩的力比多让我在京师和南方小城余姚之间不停地奔波，时而出入佛老向往着长生之术，时而又梦想着成为李东阳第二，权柄与文名并重天下。在回到江南小城居住的两年间，流风所及，我也和当地的文学青年们组织了一个诗社，日日诗酒征逐，咏唱相随。但不久我就醒悟到诗歌的功效大抵等同于药与酒，长久地浸淫于文章辞藻之中只会迷失一个人的本性。一个像我这样的有志青年怎么可以把有限的精力浪费到这些无聊的事情上去？好在1499年春天的一次会试中我终于进士及第，差堪让对我越来越灰心的父亲舒了一口气，我也终于可以在他面前挺直脊梁了。
登录进士榜的直接好处就是让我得以有一个合法的政治身份留在京城，而不再是随父寄寓其间的外省青年。我被分配到工部做了一个见习官员，顺便学习官场上的各种规矩。我们的帝国认为，对一个刚进入文官阶层的新科进士来说学习这些规矩很有必要。工部这个富得流油的部门管理着帝国的漕河运输、铁厂织造、屯田铸钱，同科的进士把我谋得这么一个肥缺美差归功于我状元父亲施加的影响。以他们的鼠目寸光怎么可能知道我的志向呢。工部设在东朝房，离我住的长安西街不远，那些日子每天早晨走在上班的路上，我的脚步都是欢欣雀跃的。急于报效朝廷的我在工部干了没多久就向弘治皇帝递交了一份关于边疆问题的建议书。以我研读历史的心得，“边务”是让历朝皇帝最头痛的事情，因为这不仅显示出皇权的限度，也暴露出帝国内部体制上的一些问题。当然，我这么热切地关注边患，也不无大丈夫建功异域的幻想。在这份六千字的报告中，我从边务不振乃内务腐败所起这一点着手，提出了八条建议，恳请皇帝发给兵部，斟酌施行，“痛革蔽源”。《边务疏》递上去后我就开始了等待，但好多个日子过去了还是没有一点回响，就像把一块石头扔进一个黑洞好半天也没有传上来一点声响，你不知道它是到了底还是让黑洞给吞没了。这让我疑心弘治皇帝是不是看到了这份报告，说实话,即便看到了，已不再勤于政事的皇帝有无足够的耐心和体力看完这篇新科进士的六千余字的高论，也实在是个问题。
在工部实习却去关心边疆问题，在同僚和上司的眼里我这是不务正业。我听到的另一个对我的评价是爱出风头，事功思想太急切。我很快就厌倦了在工部做一个浑浑噩噩的小公务员的角色，可是帝国庞大的文官系统就像一座金字塔，我这个塔下的沙子抬头看看它的高度都会头晕。光阴无涯，吾生有涯，这样按部就班地往上挨，怕是挨白了头也到不了多高。以我的才具，我想我最适合的还是去都察院或者科道做一个纪检官员。在我的颇为理想化的设计中，这是一个能够达到知与行融为一体的官职。本朝典制，言官位卑而权重，自太祖皇帝以来，受都察院御史或六科给事中的弹劾而落马的官员不计其数。本着良心，以语言作武器，做帝国政坛的清洁工，这实在也是一条建立不朽功业的途径。然而一年的见习期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刑部担任云南清吏司主事的实职。当然我用不着去云南，只是在北京的刑部分管来自云南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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