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 》 打死不做上海男人——上海男人怎麽了？   》 三四十年代“海派男人”浮出水面      秦林 Qin Lin

　　輿論界對上海男人發起的第二波圍剿當屬20世紀的三四十年代。這時期的“圍剿”因為由左翼作傢的“加盟”，而顯出濃郁的憂國憂民的文化批判味。先是由瀋從文挑起的關於京派、海派的論爭，接着是在北京（原為北平）的《新中華》雜志開始公開的討論。一時間，有關“京派”、“海派”詬病之爭為當時世人耳熟能詳。　　瀋從文認為，“海派”說到底就是“因為它承襲着一個帶點兒歷史性的惡意，一般人對於這個名詞缺少尊敬是很顯然的。過去的‘海派’與‘禮拜六派’不能分開。那是一樣東西的兩種稱呼。”（①瀋從文：《論“海派”》，1933年）而魯迅先生則是將“京派”與“海派”通過形象生動的比較，藉“京派”之眼來隱貶“海派”是無文化可言的。他說：“所謂‘京派’與‘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梅蘭芳博士，戲中之真正京派也，而其本貫，則為吳下（①指蘇州；梅蘭芳的原籍應是江蘇泰州）。但是，籍貫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處的文陋，卻也影響於作傢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此之謂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國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也賴以糊口。要而言之，不過‘京派’是官的幫閑，‘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但從官得食者其情狀隱，對外尚能傲然，從商得食者其情狀顯，到處難於掩飾，於是忘其所以者，遂據以有清濁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國舊習，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①《“京派”與“海派”》署名欒廷石，1934年）雖然瀋從文和魯迅在提“海派”時都沒有加上“男人”二字，但凡人讀之便曉：若非男人，又能是誰呢？　　繼“海派”討論之後，同在1934年，《新中華》以《上海的將來》為題廣嚮文界徵文，收到文章百餘篇，茅盾、鬱達夫、王造時、章乃器、瀋志遠、孫本文、吳澤霖、李石岑、林語堂等許多著名學者、文人撰文應徵。徵文名為談“上海的將來”，所收之文，無一不鞭撻當時上海人初現於洋人面前的那種有損中華民族風骨的奴性與媚骨，以及對自己本民族的骨肉同胞反而恃強凌弱、自身相煎的現狀。　　用於光遠先生的話說，徵文“一半以上是從民族主義出發，批評上海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策源地，國際資本帝國主義者對華經濟侵略之大本營，是洋化的醜惡的世界，所用的詞彙有吸血筒、剝削階級的壓榨機、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策源地、軍閥老哥傾銷中國的拍賣行、中國畸形發展的象徵、國際殖民地的都市、國際資本帝國主義者對華經濟侵略之大本營”。（①於光遠《上海“閑話”》）而另一半則是揭露那時期由一些本土的男人組織起來的幫會，如青幫大亨杜月笙、流氓大亨黃金榮等，他們將上海的地痞們籠在一起，充當洋人買辦資本傢的幫兇，替洋人壓迫中國人，使得整個上海社會烏煙瘴氣。文人學子無出頭之日，要找出頭之日，就不得不硬着頭皮、奴顔婢膝地成天跟在洋人屁股後面轉。　　應該說，由於不少左翼作傢的加盟，使得《上海的將來》徵文在社會上乃至上海男人的心中都形成了相當大的衝擊力。有人認為上海的男人有點兒“四不像”：不像洋不像土，不像男不像女——主要表現在見了洋人點頭哈腰“像雌類動物”，見了本土人便“洋洋得意”，恨不得自己就是一個洋人，“像雄性動物”。而後來的於光遠先生則對上海男人的“四不像”也發表了他的見解。他把這種“四不像”歸咎於種族混合，然後說：“種族的混合，血液的混合，自然産生出一種混合的文明，嶄新的文明……中西通婚之漸多與雜種子女之增加，是其表徵。將來的文明，或者不單是中國的文明，便創造在這些雜種人手裏，而這些人亦漸露圭角了。”（①於光遠《上海“閑話”》）　　一位署名“錢芝君”的作者在他應徵的作品中就用一連串貶義詞，稱“上海就好像黑炭球一團，盡是黑暗、醜惡、污濁、悲慘、緊張、失望、眼淚、鮮血、屍體”。上海的一個個男子漢們，從小開到阿飛，從青紅幫到斧頭幫，就是在這樣的‘慘不忍睹’的‘廢墟’上不思進取地‘竄來竄去’，着實有失我中華男兒‘大丈夫氣慨’之體統。後來周作人也抨擊上海衹有“買辦流氓與妓女的文化”（①周作人：《上海氣》）；而錢鐘書則更是用挖苦的口氣說，如果上海的人“也能産生出藝術和文化，正像說頭腦以外的手或足或腰腹也會思想一樣的可笑”。（①周作人：《貓》）　　《新中華》雜志的作者多是上海教育界、出版界、學術界的知名學者。不管他們對上海抑或“海派人”再抑或“海派男人”持什麽樣的批判態度，但有一點是統一的，那就是在他們對當時上海的評論中，民族主義和救國意識已經成了進步思想的主流。而民族主義和救國意識是靠人做出來的。那時期的社會處於動亂無序狀態，上海人當中相當一部分人腦子裏根本就並沒有民族意識，因為他們經過西方文化幾十年的打磨，思想品質已經基本“洋化”了。文人、作傢算什麽？文人、作傢能像洋人那樣教阿拉如何擺脫“土味”嗎？　　可想而知，《上海的將來》被收入商務印書館出版後，輿論界也僅僅是“火”了一陣子，但後來的很長一段時間，除了鮮見媒體有稀稀拉拉的就事論事的對上海人排外行為的批判，也不見有誰發起過有關上海男人的討論。直至建國後的六七十年代，“海派”“四人幫”把整個中國攪得亂七八糟，被階級鬥爭“鬥”昏了頭的國人一致清醒地認識到，上海人是不能隨便亂詬病的，否則將很可能會有政治生命的危險，於是那時期就連我在前面所比喻的“稀稀拉拉的就事論事的批判”也不見了蹤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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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西苑出版社
序：呼喚真品文化批判在國人怨忿聲裏簇起的東方之都發端於清末民初的“文詬”
三四十年代“海派男人”浮出水面上海男人何以成為衆矢之的土著人與移民矛盾的形成
“上海男人”在外地人心中的分量你用什麽招呼外地朋友“海派”版本的排外
國人為什麽愛“爆”上海男人的笑何必與“全國人民”“為敵”當小氣已成慣性
瑣碎難以長大志有一種虛偽叫“驚豔”“土雞生的蛋洋雞孵的雞”
審視“上海紳士”啥叫“新上海男人”“走樣的贊語”是褒還是貶
絶非空穴來風說你“中性”你別急怕什麽莫過於怕老
講衛生講到潔癖無畏的“嘴仗”“小資”者“常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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