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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一江春水，潜流暗涌
2003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议修改宪法。在这些建议中，最受瞩目的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大多数人支持中央关于修改宪法的建议，但是也有人反对修宪。少部分人对私产入宪存有疑虑，他们觉得很多富人的财产来源有问题、有原罪，如果保护起来，恐怕会有副作用。更激烈地反对修宪者的某些极端言论已经超出了正常争论的范围。比如，他们把修宪呼吁斥之为“最反动”的主张，并声称要发动一个“护法运动”，理由是：“我们已经拥有一部世界上最先进的宪法”，“像中国仍然保有的伟大社会主义宪法的国家，已经近于绝迹。”所以要誓死捍卫中国的“社会主义宪法”。他们打出社会公正旗帜，一味高唱大众化的“经济民主”，具有强烈的煽动底层革命的民粹主义倾向。
但是，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最终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并于当日公布施行。修改后的宪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宪法修正案通过之后，有中国首富之称的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坐在自己的车里，在手机中对记者说：我是带着笑容离开北京的，因为保护私产终于写进了宪法。
新华社主办的《瞭望东方周刊》在2005年元旦后出版的第一期刊物中，刊登了重头文章《2004是决定中国走向的关键年》。文章说，“观察2004年，可以看到中国正在试验一条新的道路，既不同于拉美，也迥异于西方;既在摆脱前苏联影响，也要在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基础上做出超越。因此，如同1978年、1992年和1997年，2004年对于决定中国走向，是关键的一年”。
2004年1月26日，由中国改革杂志和中国体改研究会在北京联合举办了“2004年经济社会形势座谈会”。原中顾委委员、中国体改研究会名誉会长安志文问大家：“我们的改革走到哪里去”他的回答是：“我感觉，现在的改革不是经济改革，而是权力改革。如果只讲经济，经济学可以现学，大家可以讲很多意见。但是，我担心的是经济生活中有很多深层次的问题，现在最深层次的问题是社会问题比经济问题还大。收入分配在城乡中的扩大，在城市中的扩大，预示着不同利益阶层的出现。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怎样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国家就不能长治久安。
“如果我们的社会变成权贵市场经济，那我们的改革就白改了，我们的国家将前途堪忧”。安志文脱口而出的这番话，让整个会场一阵沉默，而后爆发出长久的掌声。这位中国改革的亲历者和观察者直言了自己对这场改革步履艰难的焦灼心情。
2004年7月7日，56岁的杨小凯英年早逝。这位华裔经济学家的一生坎坷而传奇：“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发表《中国向何处去》，入狱整整10年，改革开放后投身于经济学研究，最后任教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被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赞誉为“当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这位站在全世界华人经济学家金字塔顶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创立者的去世，引发了经济学界和公共知识分子的集体追思，众多经济学研究院所和独立的公共研究机构自发举办追悼活动，寄托哀思。两年前，杨小凯提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尽管现在改革开放很成功，但由于没有进行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发展前景并不清晰明朗。他甚至预言，尽管俄罗斯震荡疗法后的短期社会效果相较于中国的渐进式转轨而言好像是一个失败，但由于俄罗斯进行了根本的宪政体制变革，其将来发展仍可能超越中国。由此，引发了他和林毅夫2002年开始的一场激烈的论争。那场学者争论，被很多知识精英和政府高级官员定义为“改革开放以来，就战略级别上的中国发展所进行的最具原创性洞见、也是最有锋芒和理性精神的论辩”。通过这次论战，杨小凯有关渐进改革与激进改革的深入思考，对国内精英阶层产生了强烈冲击，渐进式改革道路遭遇越来越多的思考。
7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推出他们最新的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社会）已经形成的十大阶层中，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农业劳动者还占44%；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如社会中间阶层只占约15%；几个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中，子女继承性明显增强，而同代内的流动明显减少，出多进少；可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门槛明显增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社会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有向上层积聚的趋势。”
这显示出中国社会结构正在呈现出一种“哑铃”趋势，一头是财富，另一头是贫困，中间是没有长大的中间阶层。加上基尼系数超过0?4的警戒线、接近0?5，扩大的贫富差距使得中国社会积累着严重的不稳定因素。
全球最大投资银行之一美林集团与凯捷资讯刚刚联合发布的《2004年世界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内地的富裕人数比2002年增长了12％，人数达23?6万人，总财富达到9690亿美元，成为亚洲地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百万富翁聚集地。
对着这份报告，一位经济学家惊叹道：“中国富豪们在十几年内便能积累数亿元的财富，这在世界资本史上都不多见。”
7月30日，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病逝。董辅礽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提出的关于再生产数量关系的数字模型，被誉为“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勇敢地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的论点，并发出“政企分开”和“政社分开”的历史性呼吁，当时石破天惊。后来全国人大会议修改过的“宪法”把“政社分开”的观点吸纳进去。董辅礽生前是研究中国民营经济的资深经济学家，力主发展民营经济，最早站出来为“温州模式”辩护，被称为“中国民营经济的辩护人”。逝世前三个月，重病中的董辅礽写下了论述修养操行的封笔文章《守身为大》，“理论工作者是否敢于坚持真理,坚持改革的方向,就是能否坚持学术节操的考验,让我们大家都记住‘守身为大’。”
青年经济学者赵晓把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学家划分为“四代”：薛暮桥、顾准、孙冶方、于光远等属第一代；吴敬琏、董辅礽、厉以宁等属第二代；林毅夫、杨小凯、张维迎、周其仁、樊纲等为第三代；包括他本人在内的青年经济学者则是第四代。他说，第一代称得上凤毛麟角，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第二代现在寥若晨星；第三代群星灿烂，如日中天；第四代则是批量生产，正在崛起。第一代对社会主义经济进行反思，并提出商品经济；第二代建构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大框架。第三代人数众多，他们参与改革发展的具体设计和运作，通过各种途径影响着国家决策，一些学者已在理论上取得突破，在国际学界也很有影响，正以研究成果不断校正着中国经济的航向；一些人走上了决策者岗位，实践着中国的经济改革。“如果说前三代是站在市场之外或边缘在指点的话，第四代则彻底融入市场中”，赵晓说，由于市场的需求，各学府、研究机构在批量生产着第四代经济学人。他们成为金融、证券市场以及政府部门等的具体操作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难以再出现吴敬琏、董辅礽这样的“大师”了。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改革先行者、当代中国重量级的经济学家，人们的评价却出现了严重分歧。多数的网民不顾董辅礽对于中国经济改革做出的贡献，而单纯将他骂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源自此前的“股市论争”，一些网民基于社会分配不公，而对经济学家群体产生怀疑。这说明，社会公众的争议，已经在改革“现行”的要求中，将焦点集中到对一些具体的现行改革方案设计者的质疑。而这，正是随后发生的中国改革第三次大争论的社会心理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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