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试遣愚衷
灵魂也要按摩
近读刘致新先生《迷人而不醉人的红酒》(《明报月刊》2005年1月),颇有感受。“好酒还是让人铭记的,”他说,“有朋友饮酒时,感动得流泪。2000年朋友开了一瓶1900年的Ch?teau Margaux,大家饮的时候都屏息静气,如待上宾。”
这段话有一句特别可圈可点:“有朋友饮酒时,感动得流泪。”旧时酸文人,爱把人间美食或绝色美女的认知经验形容为“眼睛吃冰淇淋,灵魂坐沙发椅”。刘致新笔下那些朋友“品红”,竟会感动得流出眼泪,想来大有资格给我们讲讲灵魂坐沙发椅究竟是什么滋味。
那几位品红落泪的高人,平常沾唇的,不知是什么品种?刘先生的文章,还有教人看傻了眼的话:“最近有香港人在加州以一百七十万美元买入了三瓶Screaming Eagle,折算一滴就要近二百美元,比最贵的香水还要贵。”
在香港生活,因空间窄小,连猫狗也变得紧张兮兮的。疲惫的灵魂,确有坐沙发之必要。周作人饱经世事,深信“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而他说的“无用的享受”,包括“喝不求解渴的酒”。知堂老人大概是个唯物主义者,不知作为无用享受的酒能惹人热泪、替疲惫的灵魂按摩,在精神上实有振聋发聩的功能。当然,不是所有酒色带红的饮品都可以令人销魂的。刘致新先生说话非常负责:只有好酒才会让人铭记。当然“好酒”不一定要价钱昂贵到二百美元一滴的。但气派矜贵得教人“屏息静气,如待上宾”的货色,不必问了,绝非我等升斗小民负担得起。
Ch?teau Margaux买不起,灵魂累了,还是会苦苦相缠,要你按摩的。张爱玲《对照记》有《笑纹》一篇,给我们提供了另类灵魂按摩的法儿。原文照抄:
1970年间我在《皇冠》上看见一则笑话,是实事,虽然没有人名与政府机关名称等细节。这人打电话去,问部长可在,请部长听电话。对方答道:“我就是不讲。”这人再三恳求,还是答说:“我就是不讲。”急了跟他理论,依旧得了同一答复:“我就是不讲。”闹了半天才明白过来他就是部长。
你看了,会不会觉得好笑?口齿不清的人,把“部长”念成“不讲”,真是贻笑大方。这类南腔北调或北腔南调引出来的笑话多得是。走笔至此,为了证明林语堂所说草根笑话“每多涉及猥亵”确有道理,请以据闻真人真事为例。据闻某影星屡向人信誓旦旦,说自己不工心计,做人“没有阴毛”。真是羞羞呢,如此personal的事,怎好在人前坦白。后来真相大白,她要说的是自己没有“阴谋”。
我们给混沌的政治、浇漓的人情弄得麻木的灵魂再来一次“马杀鸡”(massage)吧。话说某父母官,雅好文墨,说话老装腔作势,给属下训话,老爱套用analogy和metaphor这种修辞。这就是说,为了属下听他演讲时能触类旁通,他不断在发言时加上一句:“我有一个屁放。”长官大人要放屁,是天要下雨,娘要出嫁,没法阻止的事,身为下属,只好屏息以待。谁料等呀等呀,还是没有动静。说时迟,那时快,长官又再宣“我有一个屁放”。后来查明原委,长官大人要说的其实是“我有一个比方”。
靠“好酒”来作“马杀鸡”,所费不赀。但读一则笑话,一书在手,不费分文。张爱玲跟我们说,看了“我就是不讲”的笑话,她“大笑不止,笑得直不起腰来。此后足有十几年,一想起来就笑得眼泪出。我自己在学生时代因为不会说上海话,国语也不够标准,在学校里饱受歧视,但是照样笑人家”。
20世纪70年代的张爱玲,在美国过的是自我流放的生活。生活靠基金会和作品版税打发,虽然不致餐粥不继,但绝对喝不起1900年产的Ch?teau Margaux红酒。穷愁潦倒之余,灵魂实在需要按摩。区区一则“不讲”“部长”的故事,让她笑得直不起腰来,可见笑话,或推而广之,幽默文字,实有“疗伤”作用。
可惜中国载道传统,不利幽默文字滋长。林语堂早在《论幽默》一文中就说穿了:“庄子以后,议论纵横之幽默,是不会继续发现的。有骨气有高放的思想,一直为帝王及道统之势力所压迫。两千年间,人人议论合于圣道,执笔之士,只在孔庙中翻筋斗、理学场中捡牛毛,所谓放逸,不过如此,所谓高超,亦不过如此。”
但正因“人生实苦”,可以让我们开怀片刻的记载也弥足珍贵。
中国人的忧患意识,与生俱来,绝不利幽默细胞生长。“三言”小说《十五贯戏言成巧祸》的开头劈头就教训我们:“颦有为颦,笑有为笑。颦笑之间,最宜谨慎。”难怪在这种“不可玩忽”的环境中长大的炎黄子孙,活在世上,脸上难得看到一丝笑容。为官的为了显露威严,日常无事也绷紧着脸,看来就像刚松了绷带的木乃伊。
哈利·列文把喜剧人物粗分为“煞风景”(Killjoy)和“小泼皮”(Playboy)两大类型。在旧时社会中,Killjoy的代表人物是《牡丹亭》中诗云子曰的老冬烘。 在《西游记》中,语言无味的唐僧是名副其实的Killjoy。悟空呢,你猜对了,是小泼皮。在西方的喜剧中,Killjoy有幸派演喜剧角色,无非因为他矫饰、虚伪的面貌,常是嬉皮笑脸的Playboy嘲弄的对象。这一僧一猴一碰头就斗嘴。大圣受不了脓包师父的善哉善哉,一拗气就反唇相讥,一来一往就出现喜剧的光景。我们可不能忘记的是,悟空终归“非我族类”,因此他在师父面前插科打诨的作为,大可不必深究。宝玉在《红楼梦》中的地位,是名正言顺的Playboy,但他可敢在Killjoy的父亲面前撒野?
中国文人连选辑笑话也讲究教化功能,务求达到“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标准。正如王利器和王贞珉在《中国古代笑话选注》序文中所言:“我国古代笑话……通过辛辣的讽刺,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当时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在引人发笑之余,令人深思……爱憎情感鲜明,战斗精神强烈,是犀利的战斗武器和生动活泼的生活教科书。”
吴经熊曾给中西幽默两个传统作了这么一个界定:西方人是“幽默得认真”(seriously humorous),而中式幽默是“认真的幽默”(humorously serious)。“二战”期间,美国本土大陆,虽不闻炮声,但子弟兵转战欧亚二洲,民心毕竟受到战事影响。电台报纸本是公器,应该参加“全民皆兵”的行列,在言论上随时反映同仇敌忾的精神才是。可是《纽约时报》我行我素,有一次居然以社论的版面谈些在战争时期看来绝对是鸡毛蒜皮的事,The Decline of Beef Stew,抱怨牛肉羹的品质每况愈下。咱们同胞本来坐上灵魂的沙发椅了,想不到还有好事者跑来提醒他们笑话是“战斗精神强烈,是犀利的战斗武器”。丘吉尔在战时有一次上厕所,出来时忘了扣上裤裆的纽扣,亲信提醒他,他淡然地说:“别担心,煮熟了的鸭子飞不了。”这真能表达seriously humorous的精神。
林语堂在《论幽默》结尾说:“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趋迂腐,文学必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此文发表于1934年。半个世纪后,他的话由王朔以小说家的口吻演绎出来,在其中篇小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小娘子指着她的男伴骂道:“我早就发现你是个乏味的人了。我最讨厌乏味的人!中国人怎么都那么德行,假深沉,假博大,真他妈没劲!”
不想做乏味的人,尽量找机会给灵魂做“马杀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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