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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思考 》 宋代文化与文学研究 》
苏轼外任或谪居时期的疏狂心态
张海鸥 Zhang Haiou
阅读苏轼，发现他常常自称疏狂或疏、狂。如全部苏词中，疏字24见，其中自况者 次[1]；狂字14见，自况10次[2]；疏狂合用次，均为夫子自道：《满庭芳》“我自疏狂异趣，君何事，奔走尘凡”；《满庭芳》“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苏轼诗、文中疏、狂或疏狂大约百余见，如《和子由初到陈州见寄》“懒惰便樗散，疏狂托圣明”。
我又注意到苏轼以疏狂自况，多是在疏离朝政中心而外任或谪居岁月中。这就更加引起我的思考：何谓疏狂？苏轼为何喜欢以此自况？其中蕴含着何种生命意蕴、文化意趣和历史内涵？
一、疏狂
宋人所谓疏狂[3]，是一种与独立人格意识、自由人生观念、审美生活情趣密切相关的精神形态， 是个人化、自由化的生活意向。其哲学基础近于道家，其行为特征是疏离社会主流和中庸，放纵生命之本真。具体而言， 主要是疏远仕途，超越名教，贴近自然和自我，张扬个性和才具，放纵个人兴趣、欲望。从使用习惯看， 疏狂通常是自况性的审美范畴。
宋人说的疏狂与孔子的“狷者有所不为”，在疏于仕事这一点上近似；与庄子鄙弃功名富贵、追求精神自由略同；与楚狂接舆之凤歌傲俗、屈原之露才扬己、宋玉司马相如之文采风流、竹林名士之漠视名教、陶渊明之委运任真等历史文化原型有着内在的联系。宋人之疏狂并不像魏晋名士那样自毁形骸、佯狂避世，也不像屈原那样固执于一端。他们心仪于唐代才子风流倜傥、潇洒任性、率真自得的审美生存精神，尽可能在仕途以外的人生中寻求、创造和享受生活的诗意与自由，用审美的追求与获得来冲淡仕途功名的得失。他们比前人还多了几分旷达。苏轼之疏狂就堪称典型。
苏轼一生屡遭贬谪，乃融道、释诸家哲学以自救，故对传统文化中的疏狂精神深有会心。他常常称许前人或同时人的狂或疏狂，从中可见他对疏狂的理解和认同。
楚狂接舆是后世文人疏狂之祖。苏轼《和刘道原咏史》（《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第一版P333。以下凡引苏诗均依此本，只注P次）诗云：“仲尼忧世接舆狂，臧谷虽殊竟两亡”。此诗乃通判杭州时和刘道原诗三首之一，后为“乌台诗案”之证据。据施注、王注，刘道原乃博学强识而淡漠仕宦之士，为官有直气，与王介甫异论，遂弃官归养。苏轼曾有《送刘道原归觐南康》（P259）诗，把他比作孔融、汲黯，称赞其“高节万仞”。此又以三诗盛赞之，前首《和刘道原见寄》云：“敢向清时怨不容？直嗟吾道与君东。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去方知北群空”。第三首《和刘道原寄张师民》称刘为“高鸿”，并用杜诗“无处告诉只颠狂”典，说刘“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细审三诗，可知苏轼以接舆喻刘道原，乃取二人狂傲疏仕之意。苏轼晚年作《真一酒歌》（P2361）亦言及楚狂：“湛然寂照非楚狂，终身不入无功乡”，仍取其疏仕狂歌之事。
对于自称“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的李白，苏轼也深表敬仰。《李太白碑阴记》[4]云：
李太白，狂士也。……士以气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已气盖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权幸以取容，其肯从君于昏乎？夏侯湛赞东方生云：“开济明豁，包含宏大，陵轹卿相，嘲哂豪杰，……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介。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于太白亦云。
又《书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P1994）：
天人几何同一游，谪仙非谪乃其游，麾斥八极隘九州，化为两鸟鸣相酬，一鸣一止三千秋，开元有道为少留，縻之不可矧肯求。西望太白横峨岷，眼高四海空无人，大儿汾阳中令君，小儿天台坐忘身，平生不识高将军，手污吾足乃敢嗔，作诗一笑君应闻。
又《闻钱道士与越守穆文饮酒，送二壶》（P1745）：
一纸鹅经逸少醉，他年《鹏赋》谪仙狂。
又《再次韵答完夫穆父》（P1431）：
免使谪仙明月下，狂歌对影只三人。
又《念奴娇》词：
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
苏轼所赞美的李白之狂，主要是“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介”的清高，“游方之外”的洒脱，自比大鹏的狂傲，醉酒狂歌的放纵。这正是接舆式的疏狂。
苏轼认为庄子也是狂人。《次韵答邦直子由五首》其二（P740）：
城南短李好交游，箕踞狂歌不自由。
又《詹守携酒见过，用前韵作诗聊复和之》（P2083）：
箕踞狂歌老瓦盆，燎毛燔肉似羌浑。
《庄子·至乐》篇载“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方箕踞鼓盆而歌”。这则故事的哲学含义是超越生命之局限性，以实现精神的自由和快乐。苏轼显然深知其中的要义是自由，但他又特别强调庄子与众不同的“狂”，强调狂的行为与自由精神的内在关联。
魏晋名士之疏狂也受到苏轼的赞美。《阮籍啸台》（P83）：
阮生古狂达，遁世默无言。犹余胸中气，长啸独轩轩。高情遗万物，不与世俗论。登临偶自写，激越荡乾坤。醒为啸所发，饮为醉所昏。谁能与之较，乱世足自存。
此诗乃嘉祐五年（1060）苏轼居母丧后自蜀返京路过尉氏县凭吊阮籍啸台时所作[5]，用阮籍的一生来注释“狂达”的含义，正合本文所论疏狂之义。
除阮籍之外，魏晋名士中被苏轼目为狂士者还有孟嘉、徐邈、谢奕、山简、谢灵运等：
孟嘉嗜酒桓温笑，徐邈狂言孟德疑。
──P1088《太守徐君猷、通守孟亨之皆不饮酒，以诗戏之》
楚狂醉乱，陨帽莫觉。
──P2658《龙山补亡》
可怜吹帽狂司马，空对呆舂老孟光。
──P505《明日重九，亦以病不赴述古会，再用前韵》
高会日陪山简醉，狂言屡发次公醒。
──P593《平山堂次王居乡祠部韵》
犹胜江左狂灵运，空斗东昏百草须。
──P1712《次韵景文山堂听筝三首》其一
此皆一时名士而有放情山水、流连诗酒之风流佳话者，苏轼心仪之，乃以“狂”相许。
唐代除李白外，还有一些被苏轼赞许的狂人，如贺知章、高适、杜牧：
差胜四明狂监在，更将老眼犯尘红。
──P1684《次韵林子中、王彦组唱酬》
狂客思归便归去，更求敕赐枉天真。
──P1774《四明狂客》
千古风流贺季真，最怜嗜酒谪仙人。狂吟醉舞知无益，粟饭藜羹问养神。
——P1554《送乔仝寄贺君六首》其六
谁怜寂寞高常侍，老去狂歌忆孟诸。
──P1646《去杭州十五年，复游西湖，用欧阳察判韵》
杜牧端来觅紫云，狂言惊倒石榴裙。
──P2609《会饮有美堂，答周开祖湖上见寄》
闻道分司狂御使，紫云无路追寻
──《临江仙》（自古相从休务日）
以上三人，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李白《对酒忆贺监》称其“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高适作封丘尉时亦曾以狂野自况：“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施注引）”。杜牧是晚唐名士，有风流狂放之名，孟棨《本事诗·高逸》载杜牧事：
杜为御史，分务洛阳。时李司徒罢镇闲居，声伎豪华，为当时第一，洛中名士咸谒见之。李乃大开筵席，当时朝客高流，无不臻赴。以杜为持宪，不敢邀置。杜遣座客达意，愿与斯会。李不得已，驰书。方对花独酌，亦已酣畅，闻命遽来。时会中已饮酒，女奴百余人，皆绝艺殊色。杜独坐南行，瞪目注视，引满三卮，问李云：“闻有紫云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虚传，宜以见惠。”李俯而笑，诸妓亦皆迴首破颜。杜又自饮三爵，朗吟而起，曰：“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迴。”意气闲雅，傍若无人。杜登科后，狎游饮酒，为诗曰：“落拓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
杜牧这些风流韵事，宋人常常提起。
贺知章、高适、杜牧自称“狂”，无疑是自负文采风流，自诩不拘绳检之意。苏轼深许之，亦取此意。
唐诗人中以狂自许而对苏轼影响最大者是杜甫和白居易。
苏轼对杜甫很崇敬，称他是“集大成”的诗人[6]尤其感慨他“在困穷之中，一饮一食，未尝忘君，诗人以来，一人而已”[7]。杜诗渊博丰富，而苏轼特拈君臣之义，反复申说，这或许有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之意。《王定国诗集序》作于谪居黄州期间，正是苏轼“流落饥寒”之际，而“一饭未尝忘君”，恰恰也是苏轼忠义之气的真实写照。苏轼《次韵张安道读杜诗》（P266）有“谁知杜陵杰，名与谪仙高。……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之叹，也包含着自己的人生体验。同是穷苦奔逃的诗人，苏轼注意到了杜甫较少被人关注的一面——疏狂。杜甫《狂夫》诗云：
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风含翠筱娟娟净，雨浥红蕖冉冉香。
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这是杜甫闲居成都草堂时的诗。这里的疏与狂，既是自嘲，也含有自傲、自愉、自赏之意。疏远了功名富贵甚至“厚禄故人”，自不免清贫孤独，然而也乐得享受一份清静、清闲、清高。
苏轼对杜甫疏仕闲居时期的疏狂情态心存偏爱，《书子美黄四娘诗》[8]云：
子美诗云：“黄四娘家花满溪……”。东坡云：此诗虽不佳，可以见子美清狂野逸之态，故仆喜书之。
“清狂野逸”通常是古代文人自许或相互欣赏时常用的词汇，与杜甫自己说的疏和狂近义。谪居的苏轼从闲居的杜甫那里找到了审美共鸣：既疏于仕宦，则不妨狂放些。自由的获得是以疏仕为代价的，因而弥足珍贵，当充分享受才是。苏轼多次在作品中以疏狂或老夫狂或老狂自况，可见其对杜甫疏狂的受容。如：
老夫聊发少年狂。──《江城子》（密州作）
强染霜髭扶翠袖，莫道狂夫不解狂，狂夫老更狂。
──《十拍子》（黄州作）
野人疏狂逐渔钓，刺史宽大容歌呼。──P321《再和》（，杭州作）
嗟余老狂不知愧，更吟丑妇恶嘲谤。
——P693《送碧香酒与赵明叔教授》（密州作）
春色岂关吾辈事，老狂聊作坐中先。醉吟不耐欹纱帽，起舞从教落酒船。
──P806《坐上赋戴花得天字》（密州作）
观前人之注疏，多未注意到苏轼与杜甫的精神联系，然细参苏轼写作这些诗句时的处境，当可理解其有意无意地以杜甫自况的心态。
白居易“中隐”于洛阳时期，在很多诗篇中称自己是“闲居”的“狂夫”、“狂翁”、“狂宾客”、“狂客”、“狂叟”“狂歌老”，他常用“老狂”、“酒狂”、“诗狂”、“狂歌”、“老狂词”、“狂吟”、“狂言”、“狂取乐”等一系列“狂”字形容自己的生活和精神状态[9]。苏轼不太喜欢白诗（另文论述），但对白居易的“中隐”和“狂取乐”却深有同好，诗词中常用白诗此类典故[10]，如《西斋》诗并诸家注释（P630）：
西斋深且明，中有六尺床。施注：白乐天《小院酒醒》诗：好是幽眠处，松阴六尽床。病夫朝睡足，施注：白乐天《重题》（今《白居易集》978页《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五首》其四）诗：日高睡足犹慵起。危坐觉日长。白居易《奉和裴令公新成午桥庄绿野堂即事》诗（白集3235）远处尘埃少，闲中日月长。昏昏既非醉，踽踽亦非狂。施注：白乐天《效陶潜体》诗：且效醉昏昏。……杖藜观物化，亦以观我生。万物各得时，我生日皇皇。施、王（十朋）注：陶潜《归去来辞》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兮欲何之？
西斋是苏轼知密州时所居官舍。苏诗频用白诗意，且于陶渊明之疏仕隐居亦有同好。然而白与苏均不学陶之辞官归隐，苏轼对白的“吏隐”或曰“中隐”倒是颇有会心。通判杭州时就有《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五（P341）云：“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施注：白乐天《中隐》诗：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樊丘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又白乐天《和裴相闲行》：偷闲意味胜长闲。
宋洪迈注意到了苏轼对白居易的羡慕，《容斋随笔·三笔》卷五〈东坡慕乐天〉条云：
苏公责黄州，始自称东坡居士。详考其意，盖专慕白乐天而然。白公有《东坡种花》二诗云：“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又云：“东坡春向暮，树木今何如？”又有《步东坡》诗云：“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又有《别东坡花树》诗云：“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坡桃李种新成”。皆为忠州刺史时所作也。苏公在黄，正与白公忠州相似，因忆苏诗，如《赠写真李道士》云：“他时要指集贤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赠善相程杰》云：“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送程懿叔》云：“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入侍迩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而跋曰：“乐天自江州司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诰，遂拜中书舍人。某虽不敢自比，然谪居黄州，起知文登，召为仪曹，遂忝侍从。出处老少，大略相似，庶几复享晚节闲适之乐”。《去杭州》云：“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序曰：“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则公之所以景仰者，不止一再言之，非东坡之名偶尔暗合也。
这是一种异代同类之感，那么苏与白怎样“粗似”呢？
白居易在谪居或“中隐”岁月中，借山水、诗、酒、歌舞、女性以自愉，他将这种心态和行为称为“狂”。这与孔子所说“狂者进取”之狂不同，与阮籍的“佯狂”之狂也不同，但与杜甫的“自笑狂夫老更狂”类似，皆偏向于生命之自由放纵和诗情酒趣之自娱自赏。苏轼以狂自况，又多了个“疏”字。疏是一种远离的状态和心态。疏远什么呢？君王、朝廷、政务、功名富贵、荣辱穷达、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等等。疏远了这些，就有了自由放纵的时空和兴致，就可以像无官一身轻的杜陵野老，像“中隐”惬意的香山居士那样自由狂放。如果说白居易后半生的“中隐”多少还有点“执着”的意味，那么苏轼则连这一点执着也超越了。不论命运把他抛向哪里，他都能微笑着调整自己以适应境遇，随缘自适，随遇而安。这是他既慕乐天，又超越乐天之处。
苏轼对白居易之疏狂的心仪，当时就被好友黄庭坚破译了，《子瞻去岁春夏侍立延英，子由秋冬间相继入侍，作诗各述所怀，予亦次韵四首》其四云：
乐天名位聊相似，却是初无富贵心。只欠小蛮樊素在，我知造物爱公深。[11]
此诗用苏轼诗意，对苏轼自比乐天完全认同。
二、苏轼自称疏狂的情况
以下进一步考察苏轼自称疏狂的情形，并总结一下其中蕴含的生命意蕴、文化意趣、历史内涵。
在苏轼的表述中，疏是疏远世俗，主要是仕途之功名富贵、荣辱穷达、俗人俗事。如《答黄鲁直五首》之一[12]：
轼始见足下诗文于孙莘老之坐上，耸然异之，以为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知之者尚少，子可为称扬其名。”轼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称扬为？”然观其文以求其为人，必轻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后过李公择于济南，则见足下之诗文愈多，而得其为人益详，意其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非独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虽如轼之放浪自弃，与世疏阔者，亦莫得而友也。
苏之“放浪自弃，与世疏阔”，与黄之“轻外物而自重”、“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与造物者游”，实属同类，只是苏轼谦称自己还比不上“如精金美玉”的黄。此书作于元丰元年（1078，苏轼43岁，知徐州），时苏黄尚未谋面，黄为京师国子监教授，以诗寄苏，苏乃复信。初次交往而自言疏阔自弃，言似自谦而实则自负清高；并以同类许人，可见在苏轼心目中，“疏阔”是一种非常清高脱俗的精神和行为。
深得苏轼清誉的王定国，这时初识苏轼，苏作《次韵王定国马上见寄》（P865）云：
疏狂似我人谁顾，坎坷怜君志未移。
细审苏轼与黄、王之语，自称“疏阔”、“疏狂”者，既有因失意而自嘲的成分，更有独立自赏之意。苏词中多次自言疏狂、疏放，如：
搔首赋归欤，自觉功名懒更疏──《南乡子》
我自疏狂异趣，君何事，奔走尘凡──《满庭芳》
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满庭芳》
衰病少情，疏慵自放，惟爱日高眠──《一丛花》
自笑浮名情薄，似与世人疏略──《谒金门》
对苏轼来说，“与世疏阔”并非他主动的选择，而是在不能自主的失落面前对自我价值的重新追寻，是通过对超功利的人格美的确认以实现遗世独立的精神救赎。这种救赎通常要借助狂放自由的生活方式才能更有效地实现。苏轼之狂虽承传统，但也有其个性特征和时代特色，主要表现为醉里狂言、狂歌与游冶。
苏轼的酒量其实很小。他曾说：“余饮酒终日不过五合”[13]，又说“平生有三不如人，谓着棋、饮酒、唱曲”[14]。但他的酒兴却极高，以酒为生活伴侣，“殆不可一日无此君”[15]。他的酒兴当然不是凡夫俗子的口腹之快感，而是文人雅趣，与他的文化生存和艺术创造密切相关。酒和饮酒的氛围，能激发他的谈兴、诗兴、游兴，使他放纵生命的激情和艺术才华，从而获得种种自由创造的快感。
苏轼醉里狂言不同于一般文人的狂放，这是他鲜明而又独特的个性使然。他天性率真坦诚，为人处世了无城府，对朝政时事既关心又有敏锐的见识，只是不会把话藏在心里。他在仕途屡遭坎坷，多是直言所致。“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 P645《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他对自己狂言惹祸十分清楚，并时常告诫自己：
狂言各须慎。——P626《和顿教授见寄，用除夜韵》
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嗔我却须吞。——P740《次韵答邦直，子由五首》其一
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P1033《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
然而秉性难移，他总是醉后“狂言”：
无多酌我君须听，醉后粗狂胆满躯。──P550 《刁景纯席上和谢生二首》其二
孤村野店亦何有，欲发狂言须斗酒。——P601《铁沟行赠乔太博》
既如此，索性就一吐为快，他甚至认为痛饮狂言也是人生难得的境界：
一笑相逢那易得，数诗狂语不须删。
──P585《与毛令方尉游西菩寺二首》其一
十载漂然未可期，那堪重作看花诗。门前恶语谁传出？醉后狂歌不自知。
刺舌君今犹未戒，灸眉我亦更何辞。相从痛饮无余事，正是春容最好时。
——P649《刘贡父见余歌词数首，以诗见戏，聊次其韵》
此诗亦为“乌台诗案”所据，可知苏轼为“醉后狂歌”险些付出生命代价。其实苏轼“醉后狂歌”并非失去理智，他只是天性喜欢坦率直言。他也知道自己这种口不设防的性情是有风险的，熙宁初，他因与执政者意见不合而通判杭州，路过颍州时作《颍州初别子由二首》（P279），一面赞许苏辙“寡辞真吉人”，一面感慨自己：“嗟我久病狂，意行无坎井”。稍后又有《送岑著作》（P330）诗云：“人皆笑其狂，子独怜其愚”。细参他的“狂”与“愚”，均无悔意，自嘲中倒有些自我矜许，又略有不被理解的幽怨。
苏轼的狂言，表面看似乎有点“狂者进取”的味道，实则狂而不取。这是苏轼特有的通达。他于人生并不执着于一端，只是随心所欲、自由任性而已。
苏轼的醉后狂歌和恣游山水，其中文化艺术含量最为丰厚。这位稀世的天才一旦疏离了朝政事务，就进入超凡脱俗的文化艺术创造境界。醉酒狂歌和恣游山水正是酝酿创作灵感和激情的良好情境。每遇这种情境，他便放纵性情，痛饮狂歌，清赏自然天籁，既享受自由，又创造文化。他常常以狂自况：
熙宁九年（1076）知密州，与僚友登常山，作《登常山绝顶广丽亭》（ P687）云：
嗟我二三子，狂饮亦荒哉。……清歌入云霄，妙舞纤腰回。
熙宁十年（1077）知徐州，有《和孔周翰二绝》（ P753）云：
小园香雾晓蒙胧，醉守狂词未必工。
又《登云龙山》（P877）云：
醉中走上黄茅冈，……歌声落谷秋风长，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
居黄州，自称“樽前狂副使”（ 薛笺P254《定风波》）、“狂居士”（ P1354《墨花》）、“诗狂客”（ P1380《怀仁令陈德任新作占山亭二绝》其一）、“醉后狂吟许野人”（ P1266《次韵滕元发、许仲塗、秦少游》）[16]。
苏轼与白居易等许多文人一样，在谪居或外任时期，充分利用疏仕的空闲，放纵自由精神，将自己的文学艺术活动推向新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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