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类 》 春秋繁露义证   》 竹林第三      苏舆 Su Yu

　　《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到　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夫庄王之舍郑，有可贵之美，晋人不知其善，而欲击之。所救已解，如挑与之战，此无善善之心，而轻救民之意也，是以贱之。而不使得与贤者为礼。秦穆侮蹇叔而大败。郑文轻众而丧师。《春秋》之敬贤重民如是。是故战攻侵伐，虽数百起，必一二书，伤其害所重也。问者曰：其书战伐甚谨。其恶战伐无辞，何也？曰：会同之事，大者主小；战伐之事，后者主先。苟不恶，何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恶战伐之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旧，意在无苦民尔。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故曰：凶年旧则讥。造邑则讳。是害民之小者，恶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恶之大也。今战伐之于民，其为害几何？考意而观指，则《春秋》之所恶者，不任德而任力，驱民而残贼之。其所好者，设而勿用，仁义以服之也。诗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国。”《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断以战伐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难者曰：《春秋》之书战伐也，有恶有善也。恶诈击而善偏战，奈何以《春秋》为无义战而尽恶之也？曰：凡《春秋》之记灾异也，虽　有数茎，犹谓之无麦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战攻侵攻不可胜数，而复　者有二焉。是何以异于无麦苗之有数茎哉？不足以难之，故谓之无义战也。以无义战为不可，则无麦苗亦不可也；以无麦苗为可，则无义战亦可矣。若《春秋》之于偏战也，善其偏，不善其战，有以效其然也。《春秋》爱人，而战者杀人，君子奚说善杀其所爱哉？故《春秋》之于偏战也，犹其于诸夏也。引之鲁，则谓之外；引之夷狄，则谓之内。比之诈战，则谓之义；比之不战，则谓之不义。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谓善盟。战不如不战，然而有所谓善战。不义之中有义，义之中有不义。辞不能及，皆在于指，非精心达思者，其孰能知之。《诗》云：“棠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孔子曰：“未之思，夫何远之有！”由是观之。见其指者，不任其辞。不任其辞，然后可与适道矣。
　　司马子反为其君使。废君命，与敌情，从其所请，与宋平。是内专政而外擅名也。专政则轻君，擅名则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曰：为其有惨怛之恩，不忍饿一国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远之而大，为仁者自然而美。今子反出己之心，矜宋之民，无计其闲，故大之也。难者曰：《春秋》之法，卿不忧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为楚臣而恤宋民，是忧诸侯也；不复其君而与敌平，是政在大夫也。溴梁之盟，信在大夫，而诸侯刺之，为其夺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夺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间也。且《春秋》之义，臣有恶，擅名美。故忠臣不谏，欲其由君出也。《书》曰：“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君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此为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复，庄王可见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国之难为不得已也。奈其夺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今诸子所称，皆天下之常，雷同之义也。子反之行，一曲之变。独修之意也。夫目惊而体失其容，心惊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于惊之情者，取其一美，不尽其失。《诗》云：“采葑采菲，无以下体。”此之谓也。今子反往视宋，间人相食，大惊而哀之，不意之到于此也，是以心骇目动而违常礼。礼者，庶于仁、文，质而成体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着其礼？方救其质，奚恤其文？《春秋》之辞，有所谓贱者，有贱乎贱者。夫有贱乎贱者，则亦有贵乎贵者矣。今让者《春秋》之所贵。虽然见人相食，惊人相爨，救之忘其让，君子之道有贵于让者也。故说《春秋》者，无以平定之常义，疑变故之大则，义几可谕矣。
　　《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着，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为大，弗察弗见，而况微渺者乎？故案《春秋》而适往事，穷其端而视其故，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齐顷公亲齐桓公之孙，国固广大而地势便利矣，又得霸主之余尊，而志加于诸侯。以此之故，难使会同，而易使骄奢。即位九年，未尝肯一与会同之事。有怒鲁卫之志，而不从诸侯于清丘、断道。春往伐鲁，入其北郊，顾返伐卫，败之新筑。当是时也，方乘胜而志广，大国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晋鲁惧怒，内悉其众，外得党与曹卫，四国相辅，大困之奸，获齐顷公，　逄丑父。深本顷公之所以大辱身，几亡国，为天下笑，其端乃从慑鲁胜卫起。伐鲁，鲁不敢出，击卫，大败之，因得气而无敌国以兴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之后，顷公恐惧，不听声乐，不饮酒食肉，内爱百姓，问疾吊霄，外敬诸侯。从会与盟，卒终其身，国家安宁。是福之本生于忧，而祝起于喜也。呜呼！物之所由然，其于人切近，可不省邪？
　　逄丑父杀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谓知权？丑父欺晋，祭仲许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为，难于祭仲，祭仲见贤而丑父犹见非，何也？曰：是非难别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贵；获虏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贱。祭仲措其君于人所甚贵以生其君，故《春秋》以为知权而贤之。丑父措其君于人所甚贱以生其君，《春秋》以为不知权而简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荣之与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为也，前枉而后义者，谓之中权，虽不能成，《春秋》善之，鲁隐公、郑祭仲是也。前正而后有枉者，谓之邪道，虽能成之，《春秋》不爱，齐顷公、逄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无乐，故贤人不为也，而众人疑焉。《春秋》以为人之不知义而疑也，故示之以义，曰国灭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于天之为人性命也。天之为人性命，使行仁义而羞可耻，非若鸟兽然，苟为生，苟为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顺人理，以到尊为不可以加于到辱大羞，故获者绝之。以到辱为亦不可以加于到尊大位，故难失位弗君也。已反国复在位矣，而《春秋》犹有不君之辞，况其固然方获而虏邪。其于义也，非君定矣。若非君，则丑父何权矣。故欺三军为大罪于晋，其免顷公为辱宗庙于齐，是以虽难而《春秋》不爱。丑父大义，宜言于顷公曰：“君慢侮而怒诸侯，是失礼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无耻也而复重罪。请俱死，无辱宗庙，无羞社稷。”如此，虽陷其身，尚有廉名。尝此之时，死贤于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荣，正是之谓也。由法论之，则丑父欺而不中权，忠而不中义，以为不然？复察《春秋》。《春秋》之序辞也，置王于春正之间，非日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后可以为王也云尔。
　　今善善恶恶，好荣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听之，则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耻。有廉耻者，不生于大辱。大辱莫甚于去南面之位而束获为虏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视死如归。”谓如顷公者也。
　　《春秋》曰：“郑伐许。”奚恶于郑而夷狄之也？曰：卫侯　卒，郑师侵之，是伐丧也。郑与诸侯盟于蜀，以盟而归，诸侯于是伐许，是叛盟也。伐丧无义，叛盟无信，无信无义，故大恶之。问者曰：“是君死，其子未逾年，有称伯不子，法辞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丧者，三年不呼其门，顺其志之不在事也。《书》云：“高宗谅暗，三年不言。”居丧之义也。今纵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逾年即以丧举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复得称子，谓之郑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丧叛盟，得罪诸侯，诸侯怒之未解，恶之未已。继其业者，宜务善以覆之，父伐人丧，子以丧伐人，父加不义于人，子施失恩于亲，以犯中国，是父负故恶于前，己起大恶于后。诸侯果怒而憎之，率而俱到，谋共击之。郑乃恐惧，去楚而成虫牢之盟是也。楚与中国侠而击之，郑罢疲危亡，终身愁辜。无义而败，由轻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知其为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郑伯既无子恩，又不熟计，举兵不当，被患不穷，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称子，去其义也；死不得书葬，见其穷也。有国者视此。行身不放义，同事不审时，兴事不审时，其何如此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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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楚庄王第一玉杯第二竹林第三
玉英第四精华第五王道第六灭国上第七
灭国下第八随本消息第九盟会要第十正贯第十一
十指第十二重政第十三服制像第十四二端第十五
符瑞第十六俞序第十七离合根第十八立元神第十九
保位权第二十考功名第二十一通国身第二十二三代改制质文第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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