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当然就是韩寒的《三重门》。一本关于青春的小说，讲的是一个孩子成长中的反叛，对应试教育的反抗，当然还有爱情，还有苦闷和幽默。 并不是之前中国就没有青春小说，并不是之前就没有关于叛逆、反抗和辍学主题的小说，前者有20世纪90年代末红极一时的《花季·雨季》，后者有美国J·D·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但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的小说，即关于中国这一代孩子叛逆、反抗、辍学的青春小说，《三重门》大约算是首例。 通过对历史的学习，我们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即时代往往会给自己创造出一个对手来，作为平衡它自身的单调，以及修饰和点缀的工具。它的对手会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与它自己的实力相去甚远，客观地说，两者之间的实力落差不能以道里相计。好比电影里真正的恶人，往往对自己的仇敌宽大为怀，因为他觉得将敌手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感觉要比将敌手杀死来得有趣得多。诸如这样的大恶人，往往代表的就是当时武林的强势，他们当然也会在有意无意之间，顾及到自身的形象，宽容大肚的声名可比睚眦必报来得好。 而背着“新概念一等奖”、“七门功课不及格”、“反抗应试教育”、“辍学”等名头的韩寒，无疑是时代敌手的最佳人选，顺水推舟地来到历史面前，成为一个“除了伟大别无选择”的角色。因此，80后小说家刘童认为，这在给予韩寒充分机遇的同时，多少也给他披上了凄凉的色彩。 一方面，因为韩寒自身力量确实有限，无法和时代真正抗衡；另一方面，当韩寒尝过版税稿费的甜头之后，其号称的反抗应试教育也就渐渐蜕变为宣传的招牌。 在和时代长期拉锯般的生活里，韩寒由一个愣头儿青的文学青年，彻底蜕化成一个心怀叵测的老谋深算者。他没有做过一件实际的事，自称反抗，却又希望通过写作换得的名声去北大复旦念书；当得知去北大复旦无望时，才不得不坚定信念，口气渐渐硬朗，立志做一个应试教育的反叛者。 当我们回顾即场发生在本世纪初闹哄哄的“韩寒现象”，发现在那场看似对应试教育义正词严轰轰烈烈的批判之后，其实一切都没有改变。唯一改变并受益的，是韩寒本人，是他牛气冲天的名气，是他《三重门》、《零下一度》、《像少年啦飞驰》的脱销，是他飞涨的版税和个人欲望，而时代一成不变，应试教育继续一帆风顺地前进，学生还是那么学，老师还是那么教。时代有如一个巨人，对着一群挥舞着毛发一般大小木棒的侏儒说，你们反抗去吧，慢慢折腾，反正没法损伤我分毫。 韩寒成功了，但同时也彻底失败了。这成功并非当初他所要的成功，这失败，也决非他当初所想象的失败。 给《萌芽》一呸 《萌芽》这本杂志的定位改变得非常大。从几年前纯粹的文学杂志到现在的“青年校园文学文化杂志”，改变得比较大，赢得了市场，发行量飚升，从五千册到五十万册……“新概念”就是一个考核制度吧，应该算一个考核制度，或者说是选拔制度。 ——小饭答《文学报》记者问 说起韩寒的成名，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的，无疑是上海《萌芽》杂志和该杂志主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 1999年秋天，《萌芽》杂志主编赵长天联合了一帮动机不明的中国高等学府，扛起“反对应试教育”的大旗，举办了20世纪末著名的青少年文学大赛，其恶果一直延续至今。这就是“新概念作文大赛”。 当年情况如下： １，应试教育在20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发展到巅峰，好多学生不满于此，但又无法抗拒它的压力，有口难言也无处表达。“新概念”则自称反对应试教育，要求作者真正有所创新。 ２，据说入选“新概念”一等奖的作者有机会被诸如北大、复旦之类的高等学府免试录取。 基于以上两个原因，加上宣传炒作到位，“新概念”之名很快就在跃跃欲试的学生中广为流传，参赛者有如过江之鲫。而“新概念”的母胎《萌芽》杂志，也乘此良机与文学市场的不景气说声拜拜。发行量从原先的5000册，直接冲破10万册，直到如今超越50万册而有余裕。 爆炸式的成功往往是以放弃自身原则为前提的，在《萌芽》成功的背后，我们也清晰地看到，它的成功是以与文学责任感、使命感之类的东西诀别为代价的。 韩寒是《萌芽》和“新概念”合力推出的第一个成功产物。当时还没有“80后”这个概念——“80后”最初是2000年前后产生于诗歌领域的一个说法，2002年左右起，才被广泛用于对1980年以后出生作者的通称——于是乎，挂在韩寒身上的“少年天才”、“少年偏才”、“少年钱钟书”之类的匪号漫天飞舞，一时间盛况空前。很快，韩寒的人气超越了写《花季·雨季》的前辈郁秀，《萌芽》也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炒作中成功聚敛了人气，搜刮了资本，谋取了战略要地，从此一跃而为青少年文学市场的龙头马首。 在比“新概念”早上十年二十年的光景，中国出了一辈相对优秀的青年作家，也就是后来被写入文学史的“先锋小说家”和“非非主义”，这其中包括著名的马原、韩东、格非、余华、于坚等，与之相应，在欧洲早半个世纪就有了“达达运动”和“超现实主义”。在这些可以被称为先锋运动的旗帜和观点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共性，即任何一种哪怕再优秀的艺术规则，在长期的发展之后，都难免会沦为一种僵化的体制。“框架一旦获得了自己固定的同一性、逻辑性和合法性，这个新的严密组织就不可避免地使它们和创造它们并使之获得独立的精神动力保持一定的距离。”（西美尔《现代文化的冲突》）因之诗人庞德在他的不朽长诗《比萨诗章》里，用歪歪扭扭的中文写下了《大学》中的一个句子：日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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