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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通商”成就的廣州(2)
李大華 Li Dahua
周翠玲 Zhou Cuiling
明代朝貢貿易時，專設驛館接待來粵的外商，曾設泉州(來遠驛)、寧波(安遠驛)、廣州(懷遠驛)三處口岸，在廣州的峴子所設的“懷遠驛”就稱為“夷館”。清代沿襲明代的夷館制度，主持夷館的商行總稱為十三行。康熙二十五年(1685)， 曾設廣州、漳州、寧波、雲臺山四地海關。從設立粵海關起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一百五十多年間，十三行獨攬廣州外貿。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衹保留粵海關一口貿易到五口通商開放的80年間，更總括了全國的進出口貿易，史稱明清時期，廣州的對外貿易有“金山珠海，天子南庫”之稱。《廣東新語》載有一首竹枝詞對這一外貿盛況描寫道：
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嚮南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
這一外貿政策不僅極大地刺激了廣州的貿易發展，更使廣州最先領受西風洗禮。
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保留粵海關到1842年《南京條約》的簽訂的“一口通商”的八十多年間，對廣州産生了兩方面的重要影響：作為面嚮世界的唯一的窗口，廣州獲得了與西方物質與文化交流的先機，西方先進的天文學、數學、地理學、炮術、物理學、醫學、建築學、美術等方面的新成就，由西方的傳教士們先後帶入我國，其中大部分學科登陸我國的第一站便是廣州。而廣州加以融合改造，這對嶺南、中國乃至世界都産生了重要影響，直接决定了廣州在近代史上的啓蒙作用與領潮流之先的重要地位。
作為口岸的開放性意義不僅體現在貿易上，更是使廣州社會形成了面嚮世界的姿態，這一保持嚮外的姿態，在關閉了國門的特殊的歷史時期，更顯示出“門戶意義”以及望的前瞻性——這也是廣州在開放之初能夠迅速地與國際接軌的歷史原因。
“門戶意義”在新中國成立後繼續下來。1957年起每年春秋兩屆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使“一口通商”以另一種表現形式在廣州延續，全中國都是通過廣州這一八面來風的窗口望歐風美雨。近半個世紀以來，廣交會與花城花市一道，成為廣州土特産，是廣州“製造”的典型。
廣州人的故事一
我至今仍保留着幾張"代用券"。這種"代用券"在改革開放初期可是個寶貝，用它不僅可以到廣州友誼商店或海員俱樂部買到國內一些緊缺的名牌商品，如鳳凰牌自行車、"白豬仔"牌午餐肉等，還可以買到國外的巧剋力。這種"代用券"的全名好像叫做"外匯兌換券"，是海外的人到廣州消費，用外匯兌換成與人民幣等值的貨幣，使用者基本上是外國人和港澳人。廣州人一般都會有親戚在港澳，如果碰巧是回來參加中國出品商品交易會的，就會持有"代用券"。有一次，親戚參加廣交會時剛好碰上我父親過生日，他送了50元 "代用券"作父親的生日賀禮，我們便由此有機會到友誼商店去購買那些被我們譽為"高級商品"的東西。
記得當時媽媽買了幾包"公仔面"、爸爸買了一包剃須用的"吉列"牌的刀片。這些"代用券"我們當寶貝一樣珍藏着， 一直不捨得亂用。想不到，就這樣藏在衣箱底，至今雖然無用，卻也成了一個時代的見證。
(李梅 廣州人)
作為時代風嚮標的“外匯券”
1980年4月1日開始發行到1995年1月1日起停止使用的外匯券，是一個時代的風嚮標，它不僅是一種特殊的貨幣形式，而且是身份的象徵。憑此，廣州人可以在“友誼商店”購買到“進口貨”或者是“出口轉內銷”的新産品。通過這些貨品，廣州人瞭解到外面世界的精彩。而更深刻的意義是通過港澳這個窗口，廣州與外面世界的聯繫不被切斷，這纔是開放之初“港風”的“香香臭臭”問題不成為“廣州人的問題”的內因。因此，改革開放之初，廣州再次駛上了參與世界循環的軌道——如果說這個時候，清代“一口通商”與20世紀50年代的廣交會是開放的“窗口”的規模，那1978年改革開放，則是全面地門戶洞開。至此，廣州歷史與當今的承擔的“一口通商”完成了歷史使命，但它帶給了廣州無可替代的開放姿態。
廣州的“西化”的生活方式
“一口通商”的近八十多年間，對廣州産生的另一方面影響，正如下文所認為的：
主導當年十三行的“廣州制度”，在維護中國經濟貿易主權中起了重大作用，因為外商們必須遵守中國法律，這與鴉片戰爭後在租界內的管治有着本質的不同。但有着製約貿易發展的局限性，如對外商行動限製過嚴，不準傢屬住夷館等。18世紀60年代起，歐美工業革命經濟騰飛，而在1757-1842年間的獨口通商，造成了中國與世界的距離。 （《南方都市報》2003年9月4日）
這一影響表現在《南京條約》簽訂後出現的地區性的地位變化。
1842年8月29日簽訂的《南京條約》，取消了衹準在廣州進行中外貿易和由廣州特許的公行壟斷商進行中外貿易的限製，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個通商口岸同時對外開放，廣州獨攬中外貿易的制度隨之瓦解，外貿中心轉移到長江流域，香港的優勢地位也隨之消失。事實上，從1865年起，上海已牢固地確立了國內外貿易的首席地位。如這一年，上海承擔了對外貿易總額的63％，而廣州僅占13％。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上海這一地位從未被動搖過。也正是這一原因，造成了廣州社會近現代的“西化”方式與上海不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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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廣東教育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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