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解读《易经》经文的方法，是根据新训诂学的方法。在本书的注释中将说明译文所根据的文献及语言学根据。说明，就是要援引根据，指出普遍理则，即前人所谓我出凡例，而不是主观武断地指认。
训诂学的本源，是汉语语言及语义的考古学。这门学术的目的，是寻求书面文字记载的语言辞源和语源，即由文字及语音层面而深入于探求语言词义及语源。
中国古代文字语言的研究，有三个系统：一是许慎《说文解字》所代表的系统，主要根据字形去解说字义，这是形象文字的系统（形义学，近世则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之学多承之）；二是《尔雅》所代表的系统，采取以同义、近义词归类的方法，此乃汉语语义学的系统。{1}三是刘熙《释名》所代表的从语音追溯名源、语义的系统（为明清考据学派及近世章太炎、黄侃之学所承授）。三个系统，代表三种方法。本书兼而用之，但以声义与语义归类方法为主。
汉字之所以称“字”，许慎说：字者滋也，滋乳而繁多，而滋乳的纽带是语音。清儒曾概括汉大儒郑玄的语言训诂学方法而指出：“古书传世，初凭口授，后始著之竹帛。传闻异辞，移写异体，故文字多不一致。郑玄尝论其事：其始书之也，仓卒无其字，或以音类比方假借为之，趋于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乡言，同音异字，同字异言，于兹遂生矣。”{2}“声音宣而文字著焉。字日滋而声亦渐转，得其声始，则屡转而不离其宗。由是审音而定义，昭晰于制字之原，则互训反训，展转相训，亦屡变而不离其旨。”（邵晋涵《汉魏音说》）
我们看《易经》帛书与传世本，在文字上歧异甚多，而常音近相假，可知先儒之说确为深刻之论！
一种世俗流行说法，认为汉字是象形文字。此说始倡于19世纪西方汉学家，此辈不懂中华文化，故生此浅妄之说。20世纪初的一些中国学者亦信从之。此谬说流传多年，积非成是。但实际上，商周以下，汉字早已脱离象形文字阶段。
大约从商代开始，假借字（别字）已在汉字使用实践中居主导地位。“据统计，甲骨卜辞中的假借字约占70%，周金文的情况也差不多。”{1}
汉字不同于西方的拼音字，亦不同于埃及的象形字。汉字是独特的形音义综合文字，而以音义为主，综合为一个表达能力极强、信息容量极其丰富的符号系统。所以我认为，汉字既不是拼音文字，亦不是象形文字，而是综合象形、拼音文字的优点，而扬弃其缺点所发明的一种信息量最丰富、应用上亦最方便，属于第三类的文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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