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
他劝孟浩然老老实实回乡隐居，不必再辛辛苦苦地来长安举试求官，就在乡间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算了。自己中了状元后又如何，还不是两眼一摸黑，赋闲在长安吗？当然，在这里王维只是发牢骚而已，他从隐居地淇上来到长安，本身就带有某种想法。在长安这些年，他也没有停止活动。大约三十四岁那年，王维献诗中书令张九龄成功，后来被拜右拾遗，写了一首答谢诗《献始兴公》：
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不用坐粱肉，崎岖见王侯。鄙哉匹夫节，布褐将白头。任智诚则短，守任固其优。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雠。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
这样的诗歌，很难让人想象出自超然物外、天性淡泊的王维之手。他首先说那些隐居山野的文人逸士都是鄙陋之人，见识太短，所守的乃是“匹夫”之节，大丈夫不为也。然后又称颂张九龄大公无私，为苍生谋福利，值得天下人景仰。最后“跪自陈”，说明自己为张宰相的高风亮节所感动，希望能够进入他的帐下，为朝廷排忧解难。张九龄是宰相中的诗人，诗人中的高手，艺术气质太浓，自然看不起政治手腕，很快在与李林甫的争斗中败北，黯然离开首都。据说他的离去，标志着大唐盛世开始从高峰回落。王维的心情也从高峰回落到谷底，此后几年虽然也在朝为官，但日子过得不咸不淡，总在右拾遗、监察御史、左补阙、库部郎中这样的闲职转来转去。其间，还曾赴河西节度使幕，在边塞生活了一段时间，留下了不少好诗，如《出塞作》、《使至塞上》等，让我们见识了诗人慷慨的一面。
让王维彻底沉默无言的，是他有过做“伪官”的经历。唐玄宗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安禄山攻陷潼关，随即进军长安。《旧唐书》说玄宗“出幸”，《新唐书》说玄宗“西狩”，而事实是玄宗仓皇出逃，狂奔至四川。四川真是个好地方，尤其是战乱之时，皇帝都很喜欢它，后来的唐僖宗、民国的蒋总统都曾“出幸”或“西狩”至此。四川人民也非常欢迎这些皇帝的到来，在特殊时刻皇上能够选择四川本身就体现了一种信任，更何况很多风景区、名胜古迹都是由于皇帝“到此一游”而身价百倍。
玄宗出逃时，朝廷百官顿时分成好几派，有忠心耿耿随皇帝出逃的，有积极主动与新君安禄山合作的，有自谋出路避往山间乡野的，也有摇摆不定、静观其变的。王维属于哪一类，史料有限，不敢妄言，应该是属于忠心耿耿那一类吧。《旧唐书》说他是“扈从不及，为贼所得”，意思是还没有来得及逃跑便作了俘虏，也就是说他有逃跑之心，只不过还没有付诸行动。仅仅是这一点，就比周作人不愿“扈从”强了许多。后来的事实进一步证明王维确实不是一个“汉奸”。周作人呆在北平，有人在大门口放了一枪，他就乖乖地为日本人服务去了。王维见势头不对，马上吃药取痢，假称患病，这是一种什么策略？是甘地所宣扬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也可以理解为反抗的一种形式。
安禄山没有放过他。《旧唐书》云：“禄山素知其才，遣人迎置洛阳，拘於菩提寺，迫以伪署。”乱世有才名，也会带来烦恼。《新唐书》也说安禄山因为爱惜人才，让王维做了他的给事中。王维自己宣称他是在刀剑的威逼下做了伪官，在替同样做过伪官的韦斌撰写墓志铭时，他描述了自己这段经历：“君子为投槛之猿，小臣若丧家之狗。伪疾将遁，以猜见囚。勺饮不入者一旬，秽溺不离者十月，白刃临者四至，赤棒守者五人。刀环筑口，戟枝叉颈，缚送贼庭。”他说，安禄山进入两京的时候，大臣们像关在笼子里的猴子，自己这类小官就像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后来自己吃药称病，准备潜逃，结果引起叛军警惕，被抓了起来，十多天没怎么吃饭，大小便都在关押的房间里，外面的守卫拿着刀枪棍棒，架在他的脖子上，将诗人捆成粽子形状送到安禄山他们办公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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