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川先生答朱长文书曰：心通乎道，然后能辨是非，如持权衡以较轻重，孟子所谓知言是也。心不通于道，而较古人之是非，犹不持权衡而酌轻重，竭其目
力，劳其心智，虽使时中，亦古人所谓“亿则屡中”，君子不贵也。
伊川先生答门人曰：孔、孟之门，岂皆贤哲？固多众人。以众人观圣贤，弗识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师，是故求而后得。今诸君于颐言，才不合则置不复思，所以终异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伊川先生答横渠先生曰：所论大概，有苦心极力之象，而无宽裕温厚之气。
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屡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时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睹，纤微尽识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于物，约见仿佛尔，能无差乎？）更愿完养思虑，涵泳义理，他日自当条畅。
欲知得与不得，于心气上验之。思虑有得，中心悦豫，沛然有裕者，实得也；思虑有得，心气劳耗者，实未得也，强揣度耳。尝有人言：“比因学道，思虑心虚。”曰：“人之血气，固有虚实。疾病之来，圣贤所不免。然未闻自古圣贤因学而致心疾者。”
今日杂信鬼怪异说者，只是不先烛理。若于事上一一理会，则有甚尽期？须只于学上理会。
学原于思。
所谓“日月至焉”与久而不息者，所见规模虽略相似，其意味气象迥别，须潜心默识，玩索久之，庶几自得。学者不学圣人则已，欲学之，须熟玩味圣人之气象，不可只于名上理会，如此只是讲论文字。
问：“忠信进德之事，固可勉强，然致知甚难。”伊川先生曰：“学者固当
勉强，然须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觑却尧，学他行事，无尧许多聪明睿智，怎生得如他动容周旋中礼？如子所言，是笃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未致知，便欲诚意，是躐等也。勉强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烛理明，自然乐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顺理事，本亦不难，但为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难也。知有多少般数，煞有深浅，学者须是真知，才知得是，便泰然行将去也。某年二十时，解释经义，与今无异。然思今日，觉得意味与少时自别。”
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皆穷理也。或问：“格物须物物格之，还只格一物而万理皆知？”曰：“怎得便会贯通？若只格一物便通众理，虽颜子亦不敢如此道。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
“思曰睿。”思虑久后，睿自然生。若于一事上思未得，且别换一事思之，不可专守著这一事。盖人之知识，于这里蔽著，虽强思亦不通也。
问：“人有志于学，然知识蔽固，力量不至，则如之何？”曰：“只是致知。
若智识明，则力量自进。”
问：“观物察己，还因见物反求诸身否？”曰：“不必如此说。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此合内外之道也。”又问：“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情性，固是切于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须是察。”
“思曰睿”，“睿作圣”。致思如掘井，初有浑水，久后稍引动得清者出来。
人思虑始皆溷浊，久自明快。
问：“如何是近思？”曰：“以类而推。”
学者先要会疑。
横渠先生答范巽之曰：所访物怪神奸，此非难语，顾语未必信耳。孟子所论知性知天，学至于知天，则物所从出，当源源自见。知所从出，则物之当有当无，莫不心谕，亦不待语而后知。诸公所论，但守之不失，不为异端所劫。进进不已，则物怪不须辨，异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胜矣。若欲委之无穷，付之以不可知，则学为疑挠，智为物昏，交来无间，卒无以自存而溺于怪妄必矣。
子贡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既言“夫子之言”，则是居常语之矣。圣门学者以仁为己任，不以苟知为得，必以了悟为闻，因有是说。
义理之学，亦须深沉方有造，非浅易轻浮之可得也。
学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粗。至如颜子未至于圣人处，犹是心粗。
博学于文者，只要得习、坎、心、亨。盖人经历险阻艰难，然后其心亨通。
义理有疑，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心中有所开，即便札记，不思则还塞之矣。更须得朋友之助，一日间朋友论著，则一日间意思差别，须日日如此讲论，久则自觉进也。
凡致思到说不得处，始复审思明辨，乃为善学也。若告子则到说不得处遂已，更不复求。
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先须晓其文义，然后可求其意。未有文义不晓而见意者也。
学者要自得。《六经》浩渺，乍来难尽晓。且见得路径后，各自立得一个门庭，归而求之可矣。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见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条平坦底道路。
《诗》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谓也。或曰：“圣人之言，恐不可以浅近看他。”曰：“圣人之言，自有近处，自有深远处。如近处怎生强要凿教深远得？杨子曰：‘圣人之言远如天，贤人之言近如地。’颐与改之曰：‘圣人之言，其远如天，其近如地。’”
学者不泥文义者，又全背却远去；理会文义者，又滞泥不通。如子濯孺子为将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师之意，人须就上面理会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万章问舜完廪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须要理会浚井如何出得来，完廪又怎生下得来。若此之学，徒费心力。
凡观书不可以相类泥其义，不尔，则字字相梗。当观其文势上下之意，如“充实之谓美”与《诗》之美不同。
问：“莹中尝爱《文中子》‘或问学《易》，子曰：终日乾乾可也’，此语最尽。文王所以圣，亦只是个不已。”先生曰：“凡说经义，如只管节节推上去，可知是尽。夫终日乾乾，未尽得《易》，据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谓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渐渐推去，自然是尽。只是理不如此。”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体如此，这里须是自见得。”张绎曰：“此便是无穷。”先生曰：“固是道无穷，然怎生一个‘无穷’便道了得他。”
今人不会读书。如“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
虽多，亦奚以为？”须是未读《诗》时，不达于政，不能专对；既读《诗》后，便达于政，能专对四方，始是读《诗》。“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须是未读《诗》时如面墙，到读了后便不面墙，方是有验。大抵读书只此便是法。如读《论语》，旧时未读是这个人，及读了后来，又只是这个人，便是不曾读也。
凡看文字，如七年必世百年之事，皆当思其如何作为，乃有益。
凡解经不同，无害；但紧要处不可不同尔。
焞初到，问为学之方。先生曰：“公要知为学，须是读书。书不必多看，要知其约，多看而不知其约，书肆耳。颐缘少时读书贪多，如今多忘了。须是将圣人言语玩味，入心记著，然后力去行之，自有所得。”
初学入德之门，无如《大学》，其他莫如《语》、《孟》。
学者先须读《语》、《孟》。穷得《语》、《孟》，自有要约处，以此观他经甚省力。《语》、《孟》如丈尺权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见得长短轻重。
读《论语》者，但将诸弟子问处便作己问，将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若能于《论》、《孟》中深求玩味，将来涵养成甚生气质！
凡看《语》、《孟》，且须熟玩味，将圣人之言语切己，不可只作一场话说。
人只看得此二书切己，终身尽多也。
《论语》有读了后全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与圣人所以至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见矣。
读《论语》、《孟子》而不知道，所谓“虽多，亦奚以为”。
《论语》、《孟子》只剩读著便自意足，学者须是玩味。若以语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书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错会处，却待与整理过。
问：“且将《语》、《孟》紧要处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终不浃洽。盖吾道非如释氏，一见了便从空寂去。”
“兴于《诗》”者，吟咏性情，涵畅道德之中而歆动之，有“吾与点”之气象。（又曰：“兴于《诗》”，是兴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谢显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诗》。他又浑不曾章解句释，但优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处。“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思之切矣。终曰：“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归于正也。又云：伯淳常谈《诗》，并不下一字训诂，有时只转却一两字，点掇地念过，便教人省
悟。又曰：古人所以贵亲炙之也。
明道先生曰：学者不可以不看《诗》，看《诗》便使人长一格价。
“不以文害辞。”文，文字之文，举一字则是文，成句是辞。《诗》为解一字不行，却迁就他说，如“有周不显”，自是作文当如此。
看《书》须要见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尧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中庸》之书，是孔门传授，成于子思、孟子。其书虽是杂记，更不分精粗，一滚说了。今人语道，多说高便遗却卑，说本便遗却末。
伊川先生《易传序》曰：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其为书也，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圣人之忧患后世，可谓至矣。去古虽远，遗经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传言，后学诵言而忘味，自秦而下，盖无传矣。予生千载之后，悼斯文之湮晦，将俾后人沿流而求源，此《传》所以作也。《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备于辞。
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得于辞、不达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辞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观会通以行其典礼，则辞无所不备。
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意，则在乎人焉。
伊川先生答张闳中书曰：《易传》未传，自量精力未衰，尚觊有少进尔。来书云：“易之义本起于数。”则非也。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必欲穷象之隐微，尽数之毫忽，乃寻流逐末，术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务也。（理无形也，故因象以明理。
理既见乎辞矣，则可由辞以观象。故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知时识势，学《易》之大方也。
《大畜》初二，乾体刚健而不足以进，四五阴柔而能止。时之盛衰，势之强
弱，学易者所宜深识也。
诸卦二五，虽不当位，多以中为美；三四虽当位，或以不中为过。中常重于正也。盖中则不违于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于中，于九二、六五可见。
问：“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义。”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当储贰则做储贰使。九四近君，便作储贰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执一事，则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了。”
“看《易》且要知时。凡六爻，人人有用：圣人自有圣人用，贤人自有贤人用，众人自有众人用，学者自有学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因问：“《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处否？”先生曰：“是何无用？如厚德载物，人君安可不用？”
《易》中只是言反复往来上下。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虫草木微物，无不合。
今时人看《易》，皆不识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凿。若念得不熟，与就上添一德亦不觉多，就上减一德亦不觉少。譬如不识此兀子，若减一只脚，亦不知是少；若添一只，亦不知是多。若识，则自添减不得也。
游定夫问伊川“阴阳不测之谓神”。伊川曰：“贤是疑了问，是拣难底问？”
伊川以《易传》示门人曰：只说得七分，后人更须自体究。
伊川先生《春秋传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类之才，起而君长之；治之而争夺息，导之而生养遂，教之而伦理明，然后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圣贤世出，随时有作，顺乎风气之宜，不先天以开人，各因时而立政。暨乎三王迭兴，三重既备，子丑寅之建正，忠质文之更尚，人道备矣，天运周矣。圣王既不复作，有天下者，虽欲仿古之迹，亦私意妄为而已。事之缪，秦至以建亥为正；道之悖，汉专以智力持世。岂复知先王之道也？夫子当周之末，以圣人不复作也，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也，于是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谓“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
先儒之传曰：“游、夏不能赞一辞。”辞不待赞也，言不能与于斯耳。斯道也，惟颜子尝闻之矣，“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其准的也。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
《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与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夫观百物然后识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也。后王知《春秋》之义，则虽德非禹、汤，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学不传。予悼夫圣人之志不明于后世也，故作《传》以明之，俾后之人通其文而求其义，得其意而法其用，则三代可复也。是《传》也，虽未能极圣人之蕴奥，庶几学者得其门而入矣。
《诗》、《书》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诗》、《书》如药方，《春秋》如用药治病。圣人之用，全在此书，所谓“不如载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叠言者，如征伐、盟会之类。盖欲成书，势须如此，不可事事各求异义。
但一字有异，或上下文异，则义须别。
《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律令唯言其法，至于断例，则始见其法之用也。
学《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见于此，此亦穷理之要。然他经岂不可以穷理？但他经论其义，《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较著，故穷理为要。尝语学者且先读《论语》、《孟子》，更读一经，然后看《春秋》。先识得个义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为准？无如《中庸》。欲知《中庸》，无如权。须是时而为中，若以手足胼胝、闭户不出二者之间取中，便不是中。若当手足胼胝，则于此为中；当闭户不出，则于此为中。权之为言，秤锤之义也。何物为权？义也，时也。只是说得到义，义以上更难说，在人自看如何。
《春秋》传为案，经为断。（程子又云：某年二十时看《春秋》，黄聱隅问某如何看，某答曰：“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凡读史，不徒要记事迹，须要识其治乱安危兴废存亡之理。且如读《高帝纪》，便须识得汉家四百年终始治乱当如何。是亦学也。
先生每读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败，然后却看。有不合处，又更精思。其间多有幸而成，不幸而败。今人只见成者便以为是，败者便以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败者煞有是底。
读史须见圣贤所存治乱之机，贤人君子出处进退，便是格物。
元祐中，客有见伊川者，几案间无他书，惟印行《唐鉴》一部。先生曰：“近方见此书。三代以后，无此议论。”
横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谓非圣人之蕴。今欲安置一物，犹求审处，况圣人之于《易》？其间虽无极至精义，大概皆有意思。观圣人之书，须遍布细密如是。大匠岂以一斧可知哉？
《天官》之职，须襟怀洪大方看得。盖其规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穷究，凑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释氏锱铢天地，可谓至大，然不尝为大，则为事不得。若畀之一钱，则必乱矣。又曰：《太宰》之职难看，盖无许大心胸包罗，记得此，复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当如捕龙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职也。
古人能知《诗》者惟孟子，为其以意逆志也。夫诗人之志至平易，不必为艰险求之。今以艰险求《诗》，则已丧其本心，何由见诗人之志？（诗人之性情温厚，平易老成，本平地上道著言语。今须以崎岖求之，先其心已狭隘了，则无由见得。诗人之情本乐易，只为时事拂着他乐易之性，故以诗道其志。）《尚书》难看，盖难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义，则无难也。
读书少，则无由考校得义精。盖书以维持此心，一时放下，则一时德性有懈。
读书则此心常在，不读书则终看义理不见。
书须成诵。精思多在夜中，或静坐得之。不记则思不起，但通贯得大原后，书亦易记。所以观书者，释己之疑，明己之未达，每见每知新益，则学进矣。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
《六经》须循环理会，义理尽无穷。待自家长得一格，则又见得别。
如《中庸》文字辈，直须句句理会过，使其言互相发明。
《春秋》之书，在古无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义精，殆未可学。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说多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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