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界对上海男人发起的第二波围剿当属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这时期的“围剿”因为由左翼作家的“加盟”，而显出浓郁的忧国忧民的文化批判味。先是由沈从文挑起的关于京派、海派的论争，接着是在北京（原为北平）的《新中华》杂志开始公开的讨论。一时间，有关“京派”、“海派”诟病之争为当时世人耳熟能详。 沈从文认为，“海派”说到底就是“因为它承袭着一个带点儿历史性的恶意，一般人对于这个名词缺少尊敬是很显然的。过去的‘海派’与‘礼拜六派’不能分开。那是一样东西的两种称呼。”（①沈从文：《论“海派”》，1933年）而鲁迅先生则是将“京派”与“海派”通过形象生动的比较，借“京派”之眼来隐贬“海派”是无文化可言的。他说：“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亦非皆上海人。梅兰芳博士，戏中之真正京派也，而其本贯，则为吴下（①指苏州；梅兰芳的原籍应是江苏泰州）。但是，籍贯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此之谓也。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①《“京派”与“海派”》署名栾廷石，1934年）虽然沈从文和鲁迅在提“海派”时都没有加上“男人”二字，但凡人读之便晓：若非男人，又能是谁呢？ 继“海派”讨论之后，同在1934年，《新中华》以《上海的将来》为题广向文界征文，收到文章百余篇，茅盾、郁达夫、王造时、章乃器、沈志远、孙本文、吴泽霖、李石岑、林语堂等许多著名学者、文人撰文应征。征文名为谈“上海的将来”，所收之文，无一不鞭挞当时上海人初现于洋人面前的那种有损中华民族风骨的奴性与媚骨，以及对自己本民族的骨肉同胞反而恃强凌弱、自身相煎的现状。 用于光远先生的话说，征文“一半以上是从民族主义出发，批评上海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策源地，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对华经济侵略之大本营，是洋化的丑恶的世界，所用的词汇有吸血筒、剥削阶级的压榨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策源地、军阀老哥倾销中国的拍卖行、中国畸形发展的象征、国际殖民地的都市、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对华经济侵略之大本营”。（①于光远《上海“闲话”》）而另一半则是揭露那时期由一些本土的男人组织起来的帮会，如青帮大亨杜月笙、流氓大亨黄金荣等，他们将上海的地痞们笼在一起，充当洋人买办资本家的帮凶，替洋人压迫中国人，使得整个上海社会乌烟瘴气。文人学子无出头之日，要找出头之日，就不得不硬着头皮、奴颜婢膝地成天跟在洋人屁股后面转。 应该说，由于不少左翼作家的加盟，使得《上海的将来》征文在社会上乃至上海男人的心中都形成了相当大的冲击力。有人认为上海的男人有点儿“四不像”：不像洋不像土，不像男不像女——主要表现在见了洋人点头哈腰“像雌类动物”，见了本土人便“洋洋得意”，恨不得自己就是一个洋人，“像雄性动物”。而后来的于光远先生则对上海男人的“四不像”也发表了他的见解。他把这种“四不像”归咎于种族混合，然后说：“种族的混合，血液的混合，自然产生出一种混合的文明，崭新的文明……中西通婚之渐多与杂种子女之增加，是其表征。将来的文明，或者不单是中国的文明，便创造在这些杂种人手里，而这些人亦渐露圭角了。”（①于光远《上海“闲话”》） 一位署名“钱芝君”的作者在他应征的作品中就用一连串贬义词，称“上海就好像黑炭球一团，尽是黑暗、丑恶、污浊、悲惨、紧张、失望、眼泪、鲜血、尸体”。上海的一个个男子汉们，从小开到阿飞，从青红帮到斧头帮，就是在这样的‘惨不忍睹’的‘废墟’上不思进取地‘窜来窜去’，着实有失我中华男儿‘大丈夫气慨’之体统。后来周作人也抨击上海只有“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①周作人：《上海气》）；而钱钟书则更是用挖苦的口气说，如果上海的人“也能产生出艺术和文化，正像说头脑以外的手或足或腰腹也会思想一样的可笑”。（①周作人：《猫》） 《新中华》杂志的作者多是上海教育界、出版界、学术界的知名学者。不管他们对上海抑或“海派人”再抑或“海派男人”持什么样的批判态度，但有一点是统一的，那就是在他们对当时上海的评论中，民族主义和救国意识已经成了进步思想的主流。而民族主义和救国意识是靠人做出来的。那时期的社会处于动乱无序状态，上海人当中相当一部分人脑子里根本就并没有民族意识，因为他们经过西方文化几十年的打磨，思想品质已经基本“洋化”了。文人、作家算什么？文人、作家能像洋人那样教阿拉如何摆脱“土味”吗？ 可想而知，《上海的将来》被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后，舆论界也仅仅是“火”了一阵子，但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除了鲜见媒体有稀稀拉拉的就事论事的对上海人排外行为的批判，也不见有谁发起过有关上海男人的讨论。直至建国后的六七十年代，“海派”“四人帮”把整个中国搅得乱七八糟，被阶级斗争“斗”昏了头的国人一致清醒地认识到，上海人是不能随便乱诟病的，否则将很可能会有政治生命的危险，于是那时期就连我在前面所比喻的“稀稀拉拉的就事论事的批判”也不见了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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