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太监说道：“大人，你不认的我，在下是匠作监太监何沂，见在延宁第四宫端妃马娘娘位下近侍。昨日内工完了，蒙万岁爷爷恩典，将侄儿何永寿升受金吾卫副千户，见在贵处提刑所理刑管事，与老大人作同僚。”
——《金瓶梅》第七十回
《金瓶梅》中不论是谈及官场或是世俗都有太监身影，给人感觉好像明朝时期，太监尤其多，几乎是泛滥成灾了。事实上，明朝时期的宦官也就是太监确实是比较厉害的角色。
宦官专权，一直是困扰明朝中后期的一大弊病。其实早在朱元璋时期，情况并不是很糟糕。朱元璋是极力反对宦官干涉内政的。明代初年，对宦官的限制非常严格，据《昭代典则》记载：
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八月，在确定内侍官制时，太祖诏谕吏部说：朕观《周礼》，阍寺不及百人，后世多至数千，卒为大患。今虽未能复古，亦当为防微之计。此辈所事，不过供洒扫，给使令而已。若求善良，百无一二。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但当使之畏法，不可使之有功。有功则骄恣，畏法则检束，自不为非也。
据《明会要·职官十一》引《明政统宗》载，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五月，有一个内侍官因在内廷时间较久，偶而言及政事，当即被太祖斥遣归还乡里，并令终身不得叙用。又对诸臣说：此辈日在左右，其小忠小信，足以固结君心。及其久也，假窃威权，以干政事，遂至于不可抑。自古以此辈乱者多矣。今立法不许寺人干预朝政，决去之……随后又规定内臣不许读书识字。
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朱元璋特铸一个铁牌，上刻文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置于宫门之中。又敕令诸司，不得与内官监文移往来。
上述文段，都是朱元璋时期对宦官的政策。从开国之初，劝诫不用宦官参政，到最后，下敕令严惩干预政事的宦官，看出朱元璋是下了很大决心整治内廷的。
明初不仅仅对宦官参政有严厉处罚，而且，在一个正常人成为一个真正的太监过程也是很受约束的。明代曾规定，凡自愿阉割要求成为宦官者，事先必须得到官府的批准。一家有四五个孩子以上，愿意将其中的一个孩子阉割者，由相关部门登记造册，待收补之日选用，如果私自阉割，一经发现，将受到重罪处罚，邻居知而不报者，一并治罪。
但是，这一规定并未能严格遵行。从明代录用宦官的实际情况来看，除了按照规定报名就阉、候补收用者之外，朝廷还大量直接录用了那些未经报名起送而私自至京的自宫者。明代宦官录用事务的主管机构为礼部。但是，随着司礼监地位的不断提高，录用宦官的事务逐渐由司礼监会同礼部办理，而宦官机构在实际上已拥有相当的决定权，这以后的内幕操作就更不为人知了。
明初，内廷宦官机构开始设立。明太祖统治期间，宦官机构及有关职官设置变动频繁，宦官数量不断增加，相关机构逐步膨胀。到洪武年间，明代宦官机构及官职设置已基本形成定制。明代的宦官机构，以“二十四衙门”为基本主体。二十四衙门包括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宦官除在内廷任职之外，还能出任各种外差出使职务。按照原来的规定，这二十四衙门主要只是在皇帝周围服役、为其生活服务的部门。但事实上，明代的宦官已经发展成为极其重要的政治势力，不但掌管了宫廷内有关饮食起居的一般事务，还控制了全国的军政要务。
明成祖朱棣尚为燕王的时候，开始勾结受建文帝压迫的宦官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动向，此后又在其围攻南京时，与宫内的宦官里应外合取得了胜利，登上了皇帝宝座，制造了历史上有名的“靖难之役”。朱棣上台后，也害怕会有失意的宦官像出卖建文帝一样出卖自己，故而不惜背叛祖训，拉拢宦官，有了“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
明宣宗即位后，怕他的叔父朱高煦步明成祖的后尘——夺位，对大臣防范更严，对宦官的依靠也愈深。他规定：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可以根据内阁所拟字样，按皇帝的旨意，用朱笔批行，称“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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