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冲破命运的封锁
没有一个人小的时候不喜欢玩，我也一样，最喜欢光着身子在离家不远的一条河里自由自在地游泳。上中学后，虽不怎么用功，可我的成绩却总是名列前茅，常常让那些死用功的同学纳闷。当时班上常常组织一些学习经验交流会，每次都要求我发言。我走上讲台，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我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和大家一样，上课听讲，下课做作业。为此很多同学还说我自私，不肯把自己的经验说出来，我只有私下喊冤。
我的父亲母亲
任何人的身上，都强烈地打上了其家庭的烙印，这种烙印就像影子一样，会伴随他的一生。
张艺谋的身上会有其家庭的烙印吗？绝对有，而且更加深刻。
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中的男主人公，张艺谋就是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他想表现父亲所经历、所承受的一切。"父亲"背景其实很简单，简单到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被分配到乡下教书，因此和"母亲"有了交集，并且有了平淡得像白开水一样的爱情。
张艺谋的父亲名叫张秉钧，母亲叫张孝友。说起他们的出身，都颇有点门第。
张艺谋的外祖父新中国成立前是一名税务员。这是一个肥缺，职位虽然不高，收入却不少。他一生娶过四房太太，张艺谋的外祖母是他的第四房太太，19岁一嫁入张家，就成为许多个孩子的母亲。她本人生过两个孩子：儿子张乃光，女儿张孝友。
张艺谋的父亲祖籍陕西临潼（旧县名,在陕西省西安市东北部，1997年改设临潼区）相桥镇。张艺谋的大伯毕业于黄埔第九期，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职位是军参谋长，后来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张艺谋的二伯则毕业于黄埔军校汉中分校。张秉钧是个沉默的人，新中国成立前曾当过军需官，曾经拥有国民党军籍。
西安解放前夕，张秉钧离开军界，在陕西省财政厅当会计。
张孝友当时年方19岁，正是如花般的年龄。她就读于西安的一所教会学校--玫瑰女中，正梦想着高中毕业后考入大学深造。可是，她的家人不同意，一再施加压力，要她结婚。
张孝友被逼无奈，只好说："谁供得起我上大学，我就嫁给谁。"
经人介绍，张孝友认识了29岁的张秉钧。张秉钧有些新思想、新观念，经济上又过得去，对于张孝友的要求，他是完全支持的。
既然双方同意，婚事便紧锣密鼓地筹备开了。事情非常凑巧，他们选定的结婚日--1949年5月20日--竟然就是西安的解放日。正是这一天，西安城里的国民党旗被扯下了，换上了共产党的旗帜。
1950年11月14日，农历十月五日，早晨7时许，西安市西郊梆子寺街的张家迎来了第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张艺谋。
当时还没有去医院生孩子的风俗，即使城里人，也一定是在家里生孩子。如果顺产，家族或者邻居某个大嫂前来帮帮手；若是不顺，才需要紧急请接生婆。张秉钧在妻子临产前便请来一位熟人的太太，是日本人，懂得接生。张秉钧知道生产是女人的生死关，极为重视。
喜得贵子，张秉钧乐坏了，他立即张罗着向亲戚报喜。外公接到这一消息，开始琢磨给孩子取名。他拿出一张红纸，在上面写了3个字：张诒谋。
"诒"字是一个不常用的字，诒谋，有遗传了祖先某种谋略智慧的意思。联系父母的家庭背景，父系算是军人家庭，母系算是书香门第，古文中有"诒厥孙谋"之语，意即为子孙谋划。
外公对"诒"字的理解是"诒者勋也"，是期望他在未来建立功勋，光宗耀祖。
1951年，张孝友的哥哥张乃光考上了西北大学生物系。此事对张孝友产生了极大的鞭策作用，她再一次向丈夫提出了读大学的想法，并得到了丈夫的支持。第二年，张孝友便考上了西安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给张秉钧安排了一份新的工作，去省农林局下辖的一所学校工作，月薪有60多元。张孝友于1955年大学毕业后留在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工作，月工资59.50元。当时中国人的平均工资大约只有30元，可以说张家的收入还是过得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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