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忙着给大家弄喝的东西，萨克站在一边手足无措，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做点什么。大家在喝茶的时候讨论了一下该怎么应对的问题。莫说可以带朱利安回伦敦去，但是朱利安说：“我想去纽约，妈妈，我想到爸爸去世的地方去。”虽然被吓了一跳，但是我很理解他的想法。
莫和萨克拥抱了我们就走了，然后我和朱利安到楼上的卧室去给小野洋子打电话。我们直接向她说明了想法，她同意让朱利安去，并且说会给他安排当天下午的飞机。我告诉他我很担心朱利安的状态，但是她明确地表示不欢迎我去。她说：“辛西娅，你可别把自己当成我的老同学啊。”这话很伤人，但我还是接受了：在约翰的公共哀悼会上，是没有我这个前妻的位置的。
几个小时以后，我的丈夫和我一起开车把朱利安送到了曼彻斯特机场。出来的时候，围在门口的记者发现了我们，但是当看到我们的脸时，都纷纷后退，让我们过去了。这令我很感动。两个小时的路程中大家都在沉默，几乎一句话也没有说。内心深深的痛楚吞噬着我，而我为了朱利安还必须收起伤痛去处理一些必要的事务，这一切弄得我心力交瘁。
在机场，我看着他被一个乘务员领上了飞机。我知道，坐在机舱里，他周围肯定到处都是正在看报纸的人们，而今天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就是对他父亲的死进行大肆渲染的文章。我真希望能和他一起去，陪在他的身边。就在要消失在机舱门口的那一刻，朱利安扭过头来冲我挥了挥手。他那么年轻而单薄瘦小，我的心也开始为不得不让他独自前往而疼了起来。
回到威尔士，大批的记者仍然堵在家门口，把整个小镇都塞满了。几年以后，当朱迪?芬尼根和她的丈夫理查德?梅德利一同出演电影《清晨》（This Morning）的时候，她告诉我，那天早晨她也在围在我家门口的记者当中。“我能体会你当时的感受，”她说，“你看起来憔悴极了。” 当我的丈夫把一个伶牙俐齿的记者放进屋里来的时候，我非常生气。这个记者自称正在写一本关于约翰的书。后来，他出去以后，竟然宣称我接受了他的一个长长的采访，但是事实上我只和他说了几句话就打发他走了。我没有心情和状态接受任何采访。回到屋里，我拖着麻木虚弱的身体一下子倒在了床上。已经挤不出眼泪了，我努力让自己承受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
那天夜里，当我好不容易阖上眼的时候，一声可怕的巨响又把我惊醒了，就好像炸弹爆炸了一样。我立刻从床上跳了起来，顾不得换衣服，穿着睡衣就跑了出去，发现屋顶上的烟囱被大风刮倒砸穿了天花板，落到了朱利安在顶楼的房间里。很显然，刚刚不知道从哪儿刮了一阵疾风，似乎有点不祥。谢天谢地的是，我的朱利安不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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