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四大贝勒妥协的结果，八哥皇太极登上汗位，改年号天聪。皇太极确实履行了此前的诺言，对我和多铎关照有加，不仅经常和我一起讨论军国大事，而且率领我和部众一同出征。皇太极的关照与重用，让我暂时熄灭了因母亲殉葬而燃起的胸中怒火，让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战争之中，用不断的胜利和军功来不断提升我在后金国的地位。
天聪二年（1628年）二月，十七岁的我随皇太极出征察哈尔多罗特部，奋勇杀敌，立下战功，回军途中，皇太极宴请诸贝勒大臣，称赞我“随征远国，克著勤劳，克期奏凯，宜赐美号，以示褒嘉”。给我赐号“墨尔根代青”，乃“聪明统帅”之意。这是我参加的第一场战役和接受的第一个封号。皇太极还封我为固山贝勒，实现了我独立统率一旗军队的夙愿。天聪三年（1629年），我又跟随皇太极绕道内蒙袭击北京，击败明军主力，再立战功。天聪五年（1631年），大凌河之战，我的坐骑险些被敌人击中，但我仍率军强攻大凌河城，迫使明军守将祖大寿投降，接着又假扮祖大寿的明军败兵袭击锦州，获得胜利。战争中的勇猛顽强和足智多谋，让皇太极越发重视和重用我。就在这一年，皇太极进行了官制改革，仿照明朝设立六部，任命我掌六部之首——吏部。从此，我正式成为全军的主要统帅之一，并进入了皇太极的最高决策集团。
天聪七年（1633年），盛京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皇太极召集贝勒和群臣，商议“征讨察哈尔、朝鲜、明朝，三者用兵何者为先”。一些大臣主张先打相对较弱的朝鲜和察哈尔，但我觉得，如果父汗的志向在于建立一个与明朝分庭抗礼的关外割据政权的话，那么皇太极的目标就不仅仅是维持现状了，从他袭击北京离去之时依依不舍的目光里，我就能想得到他对夺取天下的渴望是多么强烈。因而，我提出的观点是，虽然察哈尔和朝鲜是我朝侧翼的肘腋之患，但明朝是我朝的劲敌，所有的战略应当围绕消灭明朝，取而代之来展开。我觉得，明朝根基深厚，无法轻易撼动，但可以“宜整兵马，乘谷熟时，入边围燕京，截其援兵，毁其屯堡，为久驻计，可坐待其毙也”。皇太极采纳了我的建议，此后，后金军的对明进攻更加猛烈。天聪八年（1634年），我跟随皇太极再次入关，在达代塔、朔州、大同等地屡败明军，俘获甚多。崇德三年（1638年），皇太极以我为奉命大将军，率军破关而入，明朝京畿地区因此遭到毁灭性破坏。班师回朝后，皇太极亲自向我赐银两万两，马五匹以为奖赏。据说连明朝士大夫都认为这次袭击导致明朝“国力耗竭，而事不可为矣”。
尽管后金以进攻明朝的“残毁”政策为其主要战略，但从来都没有忽视侧翼的察哈尔和朝鲜的威胁。察哈尔蒙古的首领林丹汗，似乎与皇太极拥有同样的雄心壮志，希望能够成为日后取代明朝，统一天下的力量。而当他看到后金蒸蒸日上的时候，就不惜与明朝暗中联合，共击后金。所以，后金与察哈尔的争夺一触即发。天聪八年（1634年），林丹汗病死。皇太极抓住这一时机，于翌年派我和其他将领率军西进，沿途打出“我满洲与蒙古原系一国”，“来降者无不恩养”的旗号，招降察哈尔旧部。大军先在西喇朱尔格地区招降了林丹汗的妻子囊囊太后，接着又在托里图地区招降了林丹汗之子额哲统率的察哈尔馀部。至此，加上以前已与后金结盟的科尔沁蒙古和其他部落，内蒙古各部完全听命于后金。后金的西线压力顿时消失。我在回军途中，还意外获得了额哲母亲苏泰太后保存的元代传国玉玺，并将这枚无价之宝献给了皇太极，使后金获得了法理上的正统。
察哈尔问题的解决，使后金少了一个肘腋之患。皇太极志得意满，于是改女真族名为满洲，二十四旗精锐部队，实力更加强大。天聪十年（1636年），皇太极改元崇德，并在沈阳正式称皇帝，改国号为大清。他很清楚，女真和金的称呼，容易勾起中原汉人对于几百年前靖康之变那场耻辱的记忆，所以，为了减少征服明朝的阻力，不如更改族名和国号。而且在五行中，明尚火，清尚水，水能克火，故改国号为清，可以适应以清代明的政治理想。大清的建立，使我们的奋斗目标进一步明确，那就是取代明朝，统一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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