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幕府末年，有许多人主张侵略朝鲜。长州藩士吉田松阴曾说：“我与美、俄的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以失信于夷狄。必须严订章程，敦厚信义。在此期间养蓄国力，割据易取的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土地作为补偿。”维新前，幕府不能直接向朝鲜派遣使节，贸易限于日本设在釜山的倭馆。维新后，日本想打破这个惯例，一再派人到朝鲜交涉通商，但被朝鲜一口拒绝。后来日本派兵舰去调查登陆地点，并决定自由贸易。朝鲜就在倭馆门前贴出布告，禁止日本人搞走私贸易。日本以“侮日”、“无礼”为口实，掀起侵朝浪
潮。
甲午悲歌“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向政府建议侵略朝鲜。他说：“朝鲜是‘保全’皇国的基础，将来经略进攻之基本。要向朝鲜派遣使节，问彼之无礼。彼若不服时，宣布罪状，攻击其国土。”“征韩论”的主帅西乡隆盛叫嚣侵略朝鲜，但由于当时明治政府的国策是内治优先，侵朝计划暂被否决，他一气之下辞去参与兼近卫都督的职务回故乡鹿儿岛。不过日本政府并非不想侵略朝鲜，实因那时侵略台湾成为中心，把侵朝的事暂时搁置一下。台湾问题解决后，侵朝一事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1875年9月，日本终于迈出侵略朝鲜的第一步。日本兵舰“云扬”号侵入朝鲜江华岛附近，向守卫该岛炮台的朝鲜军队寻衅，挑起战端。并进一步登陆占领炮台，烧永宗城，杀朝鲜兵，劫其军械而去，制造了江华岛事件。
日本为试探清政府的态度，派副岛种臣到北京，向总理衙门问道：“朝鲜是否中国的属国?若是属国，则应该主持朝鲜和我国通商。”总理衙门回答道：“朝鲜是我国藩属，但内治外交听其自主，我朝向不与闻。”副岛种臣听了此话高兴极了，回国将中国政府的这种态度向政府禀报。明治政府觉得时机已到，便以开拓使长官黑田清隆为全权大臣，议官井上馨为副使，赴朝鲜谈判。1876年2月，强迫朝鲜订立了《江华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一、朝鲜为独立自主国，礼仪交际皆与日本平等；二、互派使臣，并开元山、仁川两商埠通商；三、日本可以自由测量朝鲜海岸；四、日本享有领事裁判权。这个条约给朝鲜埋下了祸种，因为条约中规定“朝鲜为自由之邦”，破坏了朝鲜和中国的关系，以使将来日本据朝鲜为己有时可以排除清政府的干涉。
1877年，朝鲜与法国因天主教之事而发生不和，朝鲜致书清政府乞求解决，其中有“上国礼部”、“听上国指挥”等语。日本马上质问朝鲜：“贵国既是自由之邦，为何又称中国为上国，此事违反《江华条约》。”要求朝鲜把信撤回。朝鲜派人向中国哭诉，清政府便致书日本：“朝鲜久隶中国，而政令均归其自理，其为中国所属，天下皆知；即其为自主之国，亦天下皆知，日本岂得独拒?”日本对此怀恨在心，但没有与中国争辩，静待时机。日本所要等待的时机，就是朝鲜内部的新旧两党之争。
1863年朝鲜国王李死，无嗣，由旁系大院君李升应的次子李熙继位。当时李熙尚幼，其生父大院君李正日应摄政10年。大院君好儒学，极其讨厌与外国通商，主张排外；国内思想保守的老儒都把他奉为泰山北斗，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守旧党。1873年国王李熙亲政，居昌德宫。王妃闵氏思想开明，见日本所来之器物无不奇技精巧，爱不释手，故主张与外国通商；国王李熙也很开明，喜欢新事物，与闵妃志同道合。因此，国内的少年新进、思想开明者都围绕在他们周围，形成一个新党即开化党。闵妃擅权任用外戚，以其兄闵台镐为首组成一股新兴力量，主张开海禁，通外交。大院君李正日应虽然还政于国王，但当国年久，威权尚在，对国王的施政颇为不满。对这样的朝鲜宫廷，有人作诗道：“借问朝鲜执政谁?今王生父大院君。首绝外交御外侮，十年不见东倭尘。太妃归政太公罢，王妃英武王柔仁。当时嗣王正日亲政，大功乃出椒房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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