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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 》 一炉烟火 》
第4节：灵魂也要按摩
刘绍铭 Liu Shaoming
第一辑试遣愚衷
灵魂也要按摩
近读刘致新先生《迷人而不醉人的红酒》（《明报月刊》2005年1月），颇有感受。“好酒还是让人铭记的，”他说，“有朋友饮酒时，感动得流泪。2000年朋友开了一瓶1900年的Ch?teau Margaux，大家饮的时候都屏息静气，如待上宾。”
这段话有一句特别可圈可点：“有朋友饮酒时，感动得流泪。”旧时酸文人，爱把人间美食或绝色美女的认知经验形容为“眼睛吃冰淇淋，灵魂坐沙发椅”。刘致新笔下那些朋友“品红”，竟会感动得流出眼泪，想来大有资格给我们讲讲灵魂坐沙发椅究竟是什么滋味。
那几位品红落泪的高人，平常沾唇的，不知是什么品种？刘先生的文章，还有教人看傻了眼的话：“最近有香港人在加州以一百七十万美元买入了三瓶Screaming Eagle，折算一滴就要近二百美元，比最贵的香水还要贵。”
在香港生活，因空间窄小，连猫狗也变得紧张兮兮的。疲惫的灵魂，确有坐沙发之必要。周作人饱经世事，深信“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而他说的“无用的享受”，包括“喝不求解渴的酒”。知堂老人大概是个唯物主义者，不知作为无用享受的酒能惹人热泪、替疲惫的灵魂按摩，在精神上实有振聋发聩的功能。当然，不是所有酒色带红的饮品都可以令人销魂的。刘致新先生说话非常负责：只有好酒才会让人铭记。当然“好酒”不一定要价钱昂贵到二百美元一滴的。但气派矜贵得教人“屏息静气，如待上宾”的货色，不必问了，绝非我等升斗小民负担得起。
Ch?teau Margaux买不起，灵魂累了，还是会苦苦相缠，要你按摩的。张爱玲《对照记》有《笑纹》一篇，给我们提供了另类灵魂按摩的法儿。原文照抄：
1970年间我在《皇冠》上看见一则笑话，是实事，虽然没有人名与政府机关名称等细节。这人打电话去，问部长可在，请部长听电话。对方答道：“我就是不讲。”这人再三恳求，还是答说：“我就是不讲。”急了跟他理论，依旧得了同一答复：“我就是不讲。”闹了半天才明白过来他就是部长。
你看了，会不会觉得好笑？口齿不清的人，把“部长”念成“不讲”，真是贻笑大方。这类南腔北调或北腔南调引出来的笑话多得是。走笔至此，为了证明林语堂所说草根笑话“每多涉及猥亵”确有道理，请以据闻真人真事为例。据闻某影星屡向人信誓旦旦，说自己不工心计，做人“没有阴毛”。真是羞羞呢，如此personal的事，怎好在人前坦白。后来真相大白，她要说的是自己没有“阴谋”。
我们给混沌的政治、浇漓的人情弄得麻木的灵魂再来一次“马杀鸡”（massage）吧。话说某父母官，雅好文墨，说话老装腔作势，给属下训话，老爱套用analogy和metaphor这种修辞。这就是说，为了属下听他演讲时能触类旁通，他不断在发言时加上一句：“我有一个屁放。”长官大人要放屁，是天要下雨，娘要出嫁，没法阻止的事，身为下属，只好屏息以待。谁料等呀等呀，还是没有动静。说时迟，那时快，长官又再宣“我有一个屁放”。后来查明原委，长官大人要说的其实是“我有一个比方”。
靠“好酒”来作“马杀鸡”，所费不赀。但读一则笑话，一书在手，不费分文。张爱玲跟我们说，看了“我就是不讲”的笑话，她“大笑不止，笑得直不起腰来。此后足有十几年，一想起来就笑得眼泪出。我自己在学生时代因为不会说上海话，国语也不够标准，在学校里饱受歧视，但是照样笑人家”。
20世纪70年代的张爱玲，在美国过的是自我流放的生活。生活靠基金会和作品版税打发，虽然不致餐粥不继，但绝对喝不起1900年产的Ch?teau Margaux红酒。穷愁潦倒之余，灵魂实在需要按摩。区区一则“不讲”“部长”的故事，让她笑得直不起腰来，可见笑话，或推而广之，幽默文字，实有“疗伤”作用。
可惜中国载道传统，不利幽默文字滋长。林语堂早在《论幽默》一文中就说穿了：“庄子以后，议论纵横之幽默，是不会继续发现的。有骨气有高放的思想，一直为帝王及道统之势力所压迫。两千年间，人人议论合于圣道，执笔之士，只在孔庙中翻筋斗、理学场中捡牛毛，所谓放逸，不过如此，所谓高超，亦不过如此。”
但正因“人生实苦”，可以让我们开怀片刻的记载也弥足珍贵。
中国人的忧患意识，与生俱来，绝不利幽默细胞生长。“三言”小说《十五贯戏言成巧祸》的开头劈头就教训我们：“颦有为颦，笑有为笑。颦笑之间，最宜谨慎。”难怪在这种“不可玩忽”的环境中长大的炎黄子孙，活在世上，脸上难得看到一丝笑容。为官的为了显露威严，日常无事也绷紧着脸，看来就像刚松了绷带的木乃伊。
哈利·列文把喜剧人物粗分为“煞风景”（Killjoy）和“小泼皮”（Playboy）两大类型。在旧时社会中，Killjoy的代表人物是《牡丹亭》中诗云子曰的老冬烘。 在《西游记》中，语言无味的唐僧是名副其实的Killjoy。悟空呢，你猜对了，是小泼皮。在西方的喜剧中，Killjoy有幸派演喜剧角色，无非因为他矫饰、虚伪的面貌，常是嬉皮笑脸的Playboy嘲弄的对象。这一僧一猴一碰头就斗嘴。大圣受不了脓包师父的善哉善哉，一拗气就反唇相讥，一来一往就出现喜剧的光景。我们可不能忘记的是，悟空终归“非我族类”，因此他在师父面前插科打诨的作为，大可不必深究。宝玉在《红楼梦》中的地位，是名正言顺的Playboy，但他可敢在Killjoy的父亲面前撒野？
中国文人连选辑笑话也讲究教化功能，务求达到“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标准。正如王利器和王贞珉在《中国古代笑话选注》序文中所言：“我国古代笑话……通过辛辣的讽刺，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当时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在引人发笑之余，令人深思……爱憎情感鲜明，战斗精神强烈，是犀利的战斗武器和生动活泼的生活教科书。”
吴经熊曾给中西幽默两个传统作了这么一个界定：西方人是“幽默得认真”（seriously humorous），而中式幽默是“认真的幽默”（humorously serious）。“二战”期间，美国本土大陆，虽不闻炮声，但子弟兵转战欧亚二洲，民心毕竟受到战事影响。电台报纸本是公器，应该参加“全民皆兵”的行列，在言论上随时反映同仇敌忾的精神才是。可是《纽约时报》我行我素，有一次居然以社论的版面谈些在战争时期看来绝对是鸡毛蒜皮的事，The Decline of Beef Stew，抱怨牛肉羹的品质每况愈下。咱们同胞本来坐上灵魂的沙发椅了，想不到还有好事者跑来提醒他们笑话是“战斗精神强烈，是犀利的战斗武器”。丘吉尔在战时有一次上厕所，出来时忘了扣上裤裆的纽扣，亲信提醒他，他淡然地说：“别担心，煮熟了的鸭子飞不了。”这真能表达seriously humorous的精神。
林语堂在《论幽默》结尾说：“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趋迂腐，文学必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此文发表于1934年。半个世纪后，他的话由王朔以小说家的口吻演绎出来，在其中篇小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小娘子指着她的男伴骂道：“我早就发现你是个乏味的人了。我最讨厌乏味的人！中国人怎么都那么德行，假深沉，假博大，真他妈没劲！”
不想做乏味的人，尽量找机会给灵魂做“马杀鸡”吧。
请欣赏:
请给我换一个看看！ 拜托，快把噪音停掉！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资料来源】江苏教育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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