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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通商”成就的广州(2)
李大华 Li Dahua
周翠玲 Zhou Cuiling
明代朝贡贸易时，专设驿馆接待来粤的外商，曾设泉州(来远驿)、宁波(安远驿)、广州(怀远驿)三处口岸，在广州的岘子所设的“怀远驿”就称为“夷馆”。清代沿袭明代的夷馆制度，主持夷馆的商行总称为十三行。康熙二十五年(1685)， 曾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地海关。从设立粤海关起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一百五十多年间，十三行独揽广州外贸。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只保留粤海关一口贸易到五口通商开放的80年间，更总括了全国的进出口贸易，史称明清时期，广州的对外贸易有“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之称。《广东新语》载有一首竹枝词对这一外贸盛况描写道：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南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这一外贸政策不仅极大地刺激了广州的贸易发展，更使广州最先领受西风洗礼。
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保留粤海关到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的“一口通商”的八十多年间，对广州产生了两方面的重要影响：作为面向世界的唯一的窗口，广州获得了与西方物质与文化交流的先机，西方先进的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炮术、物理学、医学、建筑学、美术等方面的新成就，由西方的传教士们先后带入我国，其中大部分学科登陆我国的第一站便是广州。而广州加以融合改造，这对岭南、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直接决定了广州在近代史上的启蒙作用与领潮流之先的重要地位。
作为口岸的开放性意义不仅体现在贸易上，更是使广州社会形成了面向世界的姿态，这一保持向外的姿态，在关闭了国门的特殊的历史时期，更显示出“门户意义”以及望的前瞻性——这也是广州在开放之初能够迅速地与国际接轨的历史原因。
“门户意义”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下来。1957年起每年春秋两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使“一口通商”以另一种表现形式在广州延续，全中国都是通过广州这一八面来风的窗口望欧风美雨。近半个世纪以来，广交会与花城花市一道，成为广州土特产，是广州“制造”的典型。
广州人的故事一
我至今仍保留着几张"代用券"。这种"代用券"在改革开放初期可是个宝贝，用它不仅可以到广州友谊商店或海员俱乐部买到国内一些紧缺的名牌商品，如凤凰牌自行车、"白猪仔"牌午餐肉等，还可以买到国外的巧克力。这种"代用券"的全名好像叫做"外汇兑换券"，是海外的人到广州消费，用外汇兑换成与人民币等值的货币，使用者基本上是外国人和港澳人。广州人一般都会有亲戚在港澳，如果碰巧是回来参加中国出品商品交易会的，就会持有"代用券"。有一次，亲戚参加广交会时刚好碰上我父亲过生日，他送了50元 "代用券"作父亲的生日贺礼，我们便由此有机会到友谊商店去购买那些被我们誉为"高级商品"的东西。
记得当时妈妈买了几包"公仔面"、爸爸买了一包剃须用的"吉列"牌的刀片。这些"代用券"我们当宝贝一样珍藏着， 一直不舍得乱用。想不到，就这样藏在衣箱底，至今虽然无用，却也成了一个时代的见证。
(李梅 广州人)
作为时代风向标的“外汇券”
1980年4月1日开始发行到1995年1月1日起停止使用的外汇券，是一个时代的风向标，它不仅是一种特殊的货币形式，而且是身份的象征。凭此，广州人可以在“友谊商店”购买到“进口货”或者是“出口转内销”的新产品。通过这些货品，广州人了解到外面世界的精彩。而更深刻的意义是通过港澳这个窗口，广州与外面世界的联系不被切断，这才是开放之初“港风”的“香香臭臭”问题不成为“广州人的问题”的内因。因此，改革开放之初，广州再次驶上了参与世界循环的轨道——如果说这个时候，清代“一口通商”与20世纪50年代的广交会是开放的“窗口”的规模，那1978年改革开放，则是全面地门户洞开。至此，广州历史与当今的承担的“一口通商”完成了历史使命，但它带给了广州无可替代的开放姿态。
广州的“西化”的生活方式
“一口通商”的近八十多年间，对广州产生的另一方面影响，正如下文所认为的：
主导当年十三行的“广州制度”，在维护中国经济贸易主权中起了重大作用，因为外商们必须遵守中国法律，这与鸦片战争后在租界内的管治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有着制约贸易发展的局限性，如对外商行动限制过严，不准家属住夷馆等。18世纪60年代起，欧美工业革命经济腾飞，而在1757-1842年间的独口通商，造成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南方都市报》2003年9月4日）
这一影响表现在《南京条约》签订后出现的地区性的地位变化。
1842年8月29日签订的《南京条约》，取消了只准在广州进行中外贸易和由广州特许的公行垄断商进行中外贸易的限制，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同时对外开放，广州独揽中外贸易的制度随之瓦解，外贸中心转移到长江流域，香港的优势地位也随之消失。事实上，从1865年起，上海已牢固地确立了国内外贸易的首席地位。如这一年，上海承担了对外贸易总额的63％，而广州仅占13％。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这一地位从未被动摇过。也正是这一原因，造成了广州社会近现代的“西化”方式与上海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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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广东教育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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