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尹淮的故事使我认识到，古代的韩国人也是崇尚这种仁爱儒雅的大家之风的，连别人冤枉他盗窃都能忍受，这是何等的自信。今天的一些韩国人脾气暴躁，恐怕是与一部充满压迫和抗争的近代史更有直接密切的关系的。当一个民族洗刷了自己的屈辱，在世界上重新获得自己的尊严时，他们的脾气或许就会优雅起来吧。如尹淮这般胸襟宽宏之人，能够出现于韩国的昨天，自然也可以出现于韩国的明天。
（因为有了对韩国朋友这样的信心，我也敢于写些大胆批评韩国的文字了。）
韩国日记片段
2000年2月18日星期五农历庚辰年正月十四
今天早上梦见一只白额吊睛大虫。6：50华打来电话叫我起床。7：30出发，8：40到达韩国领事馆。排在第一号。但韩国人很不守时，9点10分多才开始工作，而且态度马虎而冷漠，不敢说比中国人更差，起码不比中国人更好。倒是守门的中国武警彬彬有礼，令人愉快。门前排队的多是年轻女子，都是办理与韩国人结婚的。但这些女子不但没有一个漂亮的，而且一个个精神萎靡，气质琐陋，好像一群下岗的妓女。其中不少染了橘黄色的头发，精心的化妆下面掩盖不住皮肤的粗糙。不知跟她们结婚的是些什么韩国傻冒。排队的男性多是东北人，其中几个是去做生意的。我办完手续出来，看到周围的使馆一片死气沉沉，一座座二层小楼被围墙紧紧裹住，门窗紧闭，除了门前站着的武警，一个活人也看不见。假如我的农村亲戚来到这里，一定会问我：“东啊，这疙瘩就是你们北京的那个秦城监狱吧？”西边不远处是法国学校，从91年到96年，我在这里看了不少好电影，还有一次崔健演唱会。想起在中学当老师的那几年，真是好一段修身养性的桃花源岁月。
10：40回到家中。给黄卉和王丽丽打电话，记下了她们在韩国的电话。中午热了米饭和酸菜粉，倒上鸡汤，胡乱吃了一大盆。华来电话，说下午和明天都不上班。我小睡一会也没睡好，孟繁华电话催稿，文化月刊的李开南约稿，电视台约做节目。想起毛嘉约的文章还没写，起来写了一篇《国民党是台湾祸根》。但今天的E-mail总是发不出去。傍晚华电话说阿蛮还睡着没起，她决定明天再带着阿蛮回来。我到冰箱里翻了翻，在暖气上热了三个馒头和一袋奶，扒了好大一棵葱，切了半个萝卜头，一碗蒜蓉辣酱，半块腐乳，十来片火腿肠，加上一些泡菜和腌黄瓜，吃了个无比快活也么哥。北大一位老师电话，为上海的中学生报约稿。临走之前事情太多，睡梦里也不得安闲，怪不得我经常唱“为黎民哪，无一日心不愁烦。”看来，只好快快跑到韩国去避难了。到韩国以后，啥鸟会也不开了，啥鸟人也不见了，啥鸟文章也不写了，啥鸟节目也不做了，吃他娘，睡他娘，天塌下来管他娘。阿Q想着想着，便呼呼睡去了。我也要早些睡，明天一早，还要去北京站接俺娘哩。
22:20:53
2000年2月19日星期六农历庚辰年正月十五
今天是21世纪的第一个元宵节，天刚一黑，外面就鞭炮声连天。我住在禁放区的最边缘，北京市区的最北端，这似乎是颇有象征意义的。
早上7：30，华打电话叫我起床。8：00出发去接母亲，回来时11点多，华和阿蛮也已经回来了。母亲带了元宵大米烧鸡和豆制品等许多吃的，午饭后华给民大送去一部分。午睡起来打电话询问机票事宜，把昨天的E-mail发出去。晚饭时问了母亲一些哈尔滨的事情，那边的亲戚多数景况不大好，总之是干社会主义的受穷，干资本主义的受益。林卓捎来三本鲁迅的书和一封信，说很想念我。我对广大的无产阶级空有一腔同情，却帮不上他们实际的忙，这使我很惭愧。我现在觉得，光有易卜生说的“救出自己”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只满足于“救出自己”而不关心民众和社会，那是十分可耻的。我理解鲁迅和毛泽东为什么要离开虚伪腐败的大学校园了。我现在身在大学校园，但是不能忘了为无产阶级说话，不能忘了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奋斗终生。布鲁诺说：“未来的世纪会理解我。”我要有这样的信念，把一切误解和嘲笑像蛛丝一样轻轻拂去。
今晚22点多，将有英国BBC电台的电话采访。我要利用这个帝国主义的媒体，发出我共产党员的声音。正像杨子荣唱的：“披荆棘，战斗在，敌人心脏。”
20:57:00
2000年2月21日星期一农历庚辰年正月十七
早上被电话叫醒，是一个崇拜者叫胡源，贵州师大的女生。98年底我们黑马南下到贵阳时，她一直陪着我们，还非要请我们吃早饭。是个很朴实、很漂亮，很有个性的姑娘。我还拆过她的名字，叫她“古月水原”。她说她的同学很嫉妒，说她们班的两个才女非常非常喜欢我。她现在广州打工，说是从余杰那里问到了我的电话。我说马上要去韩国，不能去广州见她。我问了她的地址，准备给她寄一本《空山疯语》。这样的读者是应该好好尊重的，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心里没有读者，那就是骗子。许多这样的好读者，温暖了我的心，使我增添了与黑暗战斗的勇气，正像杨子荣唱的：“为人民战恶魔，我志壮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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