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着《牡丹亭》第一句〈标目〉，汤显祖提要钩玄，说明他的创作动机及旨意，更铺叙了他创作时的心境，是对现实世界的失望，对人生道路坎坷感到无奈。他坐在玉茗堂，朝朝暮暮，做什么呢?就是创作《牡丹亭》，希望通过艺术想像的投射，展现另一种的美好世界：
忙处抛人间处住，百计思量，没个为欢处。白日消磨肠断句，世间只有情难诉。玉茗堂前朝复暮，红烛迎人，俊得江山助。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
我在《汤显祖与晚明文化》(台北：允晨，一九九五年)书中指出：“这里展示的无奈心境是很突出的，而且正是因为无奈，才借着文学艺术的想像来排遣，来稳定他不平静的心理状态。显祖希望借着对‘情’的描绘，创造一个真挚的理想世界，以美好想像的升华取代人世真实的龌龊。他笔下的杜丽娘就是‘情之至’的化身，也是他艺术想像所能推展的极致。假如艺术想像是心理实存的投射，则想像的美好世界或许也有其超越的真实性，那么，杜丽娘的创造就不只是罗汝芳批评的‘泮涣悲歌’，而是与‘性命’意义有关，趋近于不朽的追求了。”
《牡丹亭》能够给人强烈的感染，最主要的力量，来自作者对人类追求自由、幸福、理想的执著与讴歌，而非由于剧本辞藻华美，更不是才子佳人屡经波折而终能团圆的曲折情节。才子佳人大团圆这类情节，在明清传奇中很多，有的更为曲折离奇，花样翻新，并不令人感动。《牡丹亭》作为人类文化遗产，最重要的启示是，人要追求幸福，要认识自我主体，要为了理想不惜身家性命，不畏生死的考验。
汤显祖塑造了一个光辉亮丽的杜丽娘，她百折不挠，坚定不渝，不畏艰难险阻。在她身上，我们同时看到了显祖对人性光辉的信念，看到心性之学的“赤子良知”如何绽放在春光明媚的想像世界。显祖一生所坚守的人格尊严，抵拒浊世污染的“掩门自贞”，捍卫真理、不畏 强权的抗疏行动，以及挂冠求去、归隐田园，都与杜丽娘的“情之至”一脉相通。
长期以来，妇女是最受《牡丹亭》感染的读者与观众。杜丽娘的世间处境，展现了明清妇女共同经历的心理挫折及对人生幸福的憧憬。她令明清闺阁中人感动，不但因为她吐露了内心的情怀与对幸福的憧憬，还敢于起而行，走入梦的世界，去追求梦中情人，去实现她对幸福与快乐的向往。梦醒之后，她并不甘心放弃理想，还要去“寻梦”，还把自己的生命投入理想爱情的追索，为“情”而死，而且“虽九死而未悔”，在冥界也不曾忘情，终能因情痴而冲破生死界限，还魂复生，实现了理想的幸福，与梦中情人结合。
对明清妇女来说，杜丽娘的还魂情节当然是不实际的，无法模仿。但杜丽娘的执著与百折不挠的信念，却是当时妇女内心向往的最鲜亮榜样。社会环境不容纳，道德规范不允许，但妇女的内心世界里，幸福的想像却可以翱翔，可以像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那样去经历美好的憧憬。“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就算此生无法得到，或许，还有来生吧?
汤显祖在塑造杜丽娘角色时，除了考虑到当时的妇女社会处境，还想到自己一生所处的时代困境。现实中有太多的压制与桎梏，有太多悲惨与不平，只有通过意识的拓展，通过想像世界里的追求，才能在梦中实现理想的幸福。这是不是缘木求鱼，这是不是自相矛盾?这到底是不是完全的虚幻与自欺?还是在真幻之间追索一条未来的道路?汤显祖在《牡丹亭还魂记题词》中，这样说过：“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
艺术的理想，使他看到了青春亮丽的未来，为了筑一条路，他写了《牡丹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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