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代 》 大宋帝国的沧海桑田：宋朝那些事儿   》 900年前的现代化问题      周膺 Zhou Ying

　　公元1068年即宋神宗熙宁元年，被封为翰林学士的王安石应召入京。宋神宗问他治国最要紧的是什么，王安石回答说选人之道为先。神宗又问：唐太宗如何？王安石说：陛下当效法尧、舜，怎么以唐太宗来比呢？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后来的效仿者不能洞明，以为高不可及。又说，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契相助，魏徵、诸葛亮何足道。第二年王安石拜参知政事，实施变法。王夫之在《宋论》里斥其大言震主，大言无实，是志小而图大。此为有明一代人的意气。不过这个“大”字倒让我想出些许道理。
　　其实王安石是带着切实的经验入朝的。他的自信来自从27岁起在浙东的一个小县鄞县（今浙江宁波鄞州区）当县令的四年吏治经历。鄞县海滨有田，民以抵押向豪右贷款。王安石以官钱低息贷之，秋收还贷，即所谓青苗法。鄞人感恩戴德，在东钱湖畔为之立祠。王安石秉朝政，即以青苗法推而广之，推诸全国、推诸工商。此为以大易校梁启超在《王荆公》中分析，早先诸国疆域为后之一省或数州县大小，像鄞县一样，改革起来可以控制；近代欧洲诸国大者不过中国的一二省，小者为一二县，情况差不多，所以施新法能有成效。若施之大国，则为各种因素干扰，可能会弊大于利。古来治大国或用专制，或放任，利于武夫做舞台，利于无能之徒藏身薮，最不利于刚毅密察之大政治家。王安石志大、言大，但以泱泱中华之大易州县之小而为新治，殊非易事。
　　以国之大小论政治成败总还是比较表面的，略备一说吧。我想王安石法托尧、舜，是立政治上的高屋建瓴之势。中国历代几乎都用严密的集权体制成功地进行政治控制，但这一统治是相当费力和危险的，因为经济结构相当涣散。王安石的着眼点是找到经济的牛耳来领政治优势。这才是王安石真正的“大”之所在。让人惊叹不已的是，他找到的牛耳竟是现代经济之命脉的金融资本。
　　当时的王公大臣是很难理解这东西的。司马光对王安石说，善理财嘛，不过会聚敛罢了。王安石回答：“我有个办法不加赋税而国用足。”司马光不相信：“天下哪有这样的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有个定数，不在民则在官。如果设法夺民，害处比加赋税还大。”在此八年以前，王安石曾给当朝的仁宗皇帝上万言书，即言：“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法先王之政，法其意而已。这个“意”仁宗听起来还很玄。神宗聪明一点儿，听懂了。青苗法已经改变了古已有之的民间借贷的性质，近于今日原来意义上的农业银行之功能。由青苗法再衍化出来的市易法，既有汉代控制物价的专卖法功能，又发展了近于今日原来意义上的工商银行之功能。此法是以资本经营刺激资本增值。当时曾竭力反对新法的司马光、苏轼、程颢等人，在很久以后才懂得其中的奥妙。据考证，王安石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金融资本经营理论的，以致甚至有人想据此断定当时有所谓资本主义萌芽。这事发生在900多年前。
　　王安石的见解当然也是有局限的。他所倡办的是“官办银行”。官吏或不懂业务不善其事，或借以营私；法律制度不健全，难以制约官方，也不可能有公平而牢固的契约关系。所以实施新法注定要失败。当过三朝宰相、时被贬为河北安抚使的韩琦上疏说：所立的条例规定还二分息，但有的地方官僚擅自放贷取息，借钱一千，要还一千三百，与初衷相违。而且借贷要担保，贫户必须富户担保，一旦还不出便逃散而去，富户也受其连累，成了贫户。不惟王安石，直至近世，各国经过几百年的尝试，仍未完全解决这个问题。梁启超在考察王安石变法及欧洲诸国的实践后提出，各国中央银行以集股而成，而政府施之以严格监督，其他大小银行委诸民办，才是合理模式。这个经验让我想到现实问题。
　　我在政府机关工作有年，参与过地方宏观经济决策讨论。有一个问题想不明白，即现在中国的经济已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多元化，基本上所有的企业都在按市场自由贸易原则运行，但总会因为资本和资源配置的问题而大起大落。这是不是有金融这个牛耳仍为官所执的原因？政府调控的范围是否应该尽快缩小到市场失灵的那一块儿以内，才会较快地使资源配置最优化？王安石的问题仍是今日中国之要害问题。以现代“大”金融观易“斜农经济思想，仍待时日。



   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 前一章回   后一章回 >>   
目录序言蝴蝶梦里家国(1)序言蝴蝶梦里家国(2)900年前的现代化问题
《救荒活民书》纸币与信用奇璞与良侩(1)奇璞与良侩(2)
开肆三万家(1)开肆三万家(2)粘在地上的商业皇家外贸
官办“公司”专业户《耕织图》画金刺绣满罗衣
南宋官窑龙井问茶(1)龙井问茶(2)宋学精神
理学为谁用官学私学(1)官学私学(2)选人考什么才(1)
第   I   [II]   [III]   [IV]   [V]   页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