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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评传 》 孔慶東看金庸 》
1月6日 《孔慶東看武俠小說中的俠義》
孔慶東 Kong Qingdong
央視國際 2005年01月07日 13：18
內容簡介：一、武俠文學的起源：墨子所提倡的犧牲自己，為天下蒼生謀福利的精神，是比較早的俠義精神的體現。但是比較具體地來論述“俠”這一概念的，則是戰國末期的法傢代表人物韓非子。那麽，真正為俠樹碑立傳，把俠寫得光彩照人的卻是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司馬遷。
二、武俠文學的發展：中國古代有很多，在今天看來是屬於“武俠小說”類型的文學作品。衹不過當時叫它“傳奇”或“公案小說”等名稱。古代最著名的武俠小說則是《水滸傳》，它給後世無數的武俠小說以思想的和藝術的啓迪。一直到清朝的時候，武俠小說都在不斷地發展。
三、俠義的深化：當到了晚清的時候，中國面臨着嚴重的民族危亡問題，雖然武俠小說中俠的形象一蹶不振，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中華民族卻越來越需要俠的精神。於是，維新派領袖譚嗣同，革命黨人秋瑾、林覺民等人竭力提倡武俠精神。他們“明知山有虎，偏嚮虎山行”，用自己寶貴的生命，譜寫了一麯麯“驚天地，泣鬼神”的壯麗詩篇！
四、俠義的本質：大俠精神，後來在金庸等武俠小說作傢那裏，得到了進一步繼承和發揚光大。那麽，究竟怎樣理解武俠小說中的“俠”和“俠義”這樣的概念呢？它們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其實是一種“融合”，既有歷史上真的武俠的影子，也有我們頭腦中的想像，最後融合成武俠文學中的俠客。
五、俠義的現代性：到了現代，武俠雖然去除了理想色彩，變得平淡，但它暗藏的這種俠義精神，還是千古相隨的。在作傢王度廬的筆下，是這樣；在作傢還珠樓主這裏，也是如此，俠義精神一方面寫得很高，同時又不脫離現實生活，在普通人的身上灌註了非常高尚的情誼和人道主義的關懷。
（全文）
提起武俠這個詞，想必各位都是耳熟能詳的，這已經是我們生活中常用的一個基本詞彙了。但是這個詞彙所包含的內容，“武俠”這個詞所指的那種人，大傢可能會覺得比較神秘。“武俠”這是很不容易的一種人，既要身懷絶技，又要道德情操高尚，好像還帶有一點神秘色彩，高來高去的，平時生活中好像不容易遇到。所以武俠，總是給人以某種神秘感。武俠這種人真的是那麽神秘嗎？真的是離我們很遠？真的是在我們生活之外很遙遠的一個地方藏着，衹在我們睡覺的時候出來嗎？其實可能不是這樣的，其實武俠作為一種現實生活中的人，它的起源是很早的，或者可以說，自從有了人類社會，自從出現了國傢，出現了階級，出現了一個階級對其他階級的壓迫，出現了社會不公正，出現了不公平的時候，從那一天開始，就已經有武俠了。所以這種人物，纔永遠地存在於廣大民衆的夢幻之中。我們有一句俗話叫“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凡是我們所夢想的東西，它不可能是毫無現實生活的根據的。
武俠到底是什麽時候起源的？如果講起學問來，這是很復雜的，學術界有很多不同的探討。我介紹一種意見，他們認為，武俠的精神最早來自於墨傢的精神。我們知道，春秋戰國時期百傢爭鳴，儒傢、法傢、農傢、墨傢，很多傢。有一部分學者認為，武俠是不是來自於儒傢？也有這樣看的，因為儒傢有一種精神，叫做“知其不可而為之”，比如，在孔夫子身上就有這種精神，“知其不可而為之”，知道這個事情不一定能夠成功，但是因為它是正義的，我就要做它，即使不成功，我也要做到底，這是一種英雄主義精神。應該說，在儒傢的思想裏面，也有一定的這種俠的精神的反映。但是，比較之下，墨傢似乎更具有這種精神。墨子他提倡一種精神，叫做“兼愛”，用我們今天的思想去理解，他的主要意思是說，犧牲一點個人的利益，去為他人謀福利。
所以說，墨傢似乎比儒傢更具有犧牲精神，儒傢還講一點中庸之道，而墨子所提倡的犧牲自己，為天下蒼生謀福利的精神，似乎是比較早的俠義精神的體現。至於說，很具體地論述“俠”這個概念的，也有一些著作。其中，比較著名的有韓非子。
韓非子他是一個知識分子，但同時是一個官僚，他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為君王出謀劃策，他反對俠。韓非子有一篇文章叫《五蠹》，裏面有一段話，表達了對“俠”的否定，對“俠”的概念的這種否定。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話，叫做“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這是一句對仗的話，把儒——知識分子，和俠進行對比，這兩個呢，一個是以文亂法，一個是以武犯禁。在韓非子看來，儒和俠都不是什麽好東西，都是壞東西。也就是說，在統治者的眼裏，知識分子和俠一樣，都是討厭的東西，都屬於擾亂社會秩序，不讓統治者好好睡覺的人，統治者把國傢搞得安定團结的，偏偏有一種人叫知識分子，還有一種人叫俠，整天出來搗亂。知識分子成天提意見，說這兒不好，那兒不好，這堵車，那兒不公正，知識分子成天提意見；而俠他不提意見，他直接搗亂，他直接越過“警察”，自己去維持“交通秩序”，所以這些傢夥，在韓非子看來，都屬於社會的蠹蟲，應該大力鎮壓。我們看韓非子這個立場，他是很簡單地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來論述俠和儒的。他的這些觀點，我們今天當然不能夠認同。
不過，他從反面，也指出了俠的一個功能，他的立場，雖然我們不能贊同，但是他把儒和俠最早聯繫起來這個思想，我們可以說，它是很深刻的。從韓非子的話中，給我們一個啓示，俠的社會功能，和文人是很接近的，他們都是為社會鳴不平的。那麽俠和知識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持批評態度，從批評的角度，一樣來推動社會前進。所以一般看來，我們覺得，文人和武人似乎是兩端的，離得很遠哪。古代上朝的時候，文東武西，兩班站立，好像是兩端，其實不然，恰恰文人和俠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北京大學的陳平原教授，他有一本書，是研究武俠小說的，名字就叫做《千古文人俠客夢》，這個名字很好，《千古文人俠客夢》，恰恰是文人，最喜歡做俠客夢。俠客，我們今天在現實生活中很少見到，我們主要是從小說中見到的，而小說都是文人寫的，俠客形象都是文人塑造出來的，所以俠和文聯繫得是非常緊的。如果我們說到武俠小說中，俠義精神的起源，最早在司馬遷的《史記》中有一些篇章，被認為是武俠文學的最早的源頭。那還不是正式的武俠小說，但是是武俠文學的一個源頭。那麽司馬遷在他的《史記》中是怎麽論述“俠”的呢？在《史記》中有兩個“列傳”，一個叫《刺客列傳》，一個叫《遊俠列傳》。司馬遷他的原話說：“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睏。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司馬遷這段論述，是對武俠精神很好地概括。但是我們註意一點，司馬遷這裏沒有提到武，也就是說，在司馬遷看來，俠是可以沒有武的。我們今天一說，就是武俠武俠，似乎俠都必須有武，都必須有一點過人的本事，其實俠是可以沒有武的。那麽司馬遷論述俠的特點，說他們的主要特徵是，言行不合乎社會主流。不是說領導說什麽，他馬上就跟着說什麽。但是他們做事，是“言必信，行必果”，這人講義氣，說話算數，男子漢大丈夫。然後是“不愛其軀”，就是不過分地愛惜自己的生命。
我們今天都是把自己的生命，看成第一重要，自己不能受一點損害，在公共汽車上被人傢擠了一下，就要吵起來，過分地愛惜自己的身體。那麽俠客呢，是不過分愛惜自己的身體，首先考慮的是，幫助別人解决睏難：“存亡死生”，救了別人的生命之後呢，又“不矜其能”，不誇耀自己，不要老惦記它。昨天是我幫了你的忙，那天我還幫你買菜了呢；上次我救了你傢孩子一命……很少提這些事，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做了好事拂袖而去，做了好事不留名。
所以我曾經有一個“謬論”，我到處傳播這個“謬論”，我說，我們中國二十世紀，最大的俠是誰呢？就是雷鋒，雷鋒是我們中國當代的“第一大俠”。我第一次在北京大學發表我這個“謬論”的時候，學生們也不理解。他們說，雷鋒怎麽是俠呢？雷鋒他也不會武功啊！雷鋒雖然是個解放軍，他也沒打過仗啊，他是個開汽車的解放軍啊。那麽我跟同學們講，是不是俠，跟他會不會打仗，跟他會不會武功，沒有關係，衹要他能犧牲自己的利益，為別人謀利益，“雷鋒出差一千裏，好事做了一火車”。瓢潑大雨之夜，看見婦女抱着小孩，他幫助她送回傢去，幫助老大娘過馬路；自己攢的錢寄給災區，這不是俠，是什麽？這就是俠！人們為什麽被雷鋒精神感動？為什麽喜歡個子不高，胖乎乎，普通的解放軍戰士呢？是因為他身上有俠的精神，大傢覺得，這個東西了不起！所以學雷鋒才學得起來，而不是說，他一定要身懷絶技，纔去學他。
那麽，古代有很多——今天看起來是“武俠小說”的作品。在當時並不叫“武俠小說”，當時沒有這個名字，當時都是有種種其他的名字。“武俠小說”這個概念，是二十世紀以後，我們為了進行學術研究的方便而發明的一個術語。比如說，在《唐傳奇》裏邊，就有很多武俠題材的作品。衹不過當時不叫武俠，有的是寫一種很神奇的武功，它是偏重於武俠中的武這一面；有的是寫一種很不平常地幫助別人的一種俠行義舉。唐朝之後呢，到了宋朝，宋朝的小說裏面也有很多“公案小說”，“公案小說”裏面有一些武俠人物。這些武俠人物的精神，跟唐朝比呢，略有遜色。總之，是武俠在現實生活中和在文學作品中的發展，似乎有一個走下坡路的趨勢。其實，是隨着封建國傢機器的強大，國傢機器越來越強大，所以俠的生存空間就越來越小，很多事不用你管了，國傢有強大的國傢機器，有警察，有軍隊。那麽到了明朝初年的時候，中國千百年來積纍的武俠文學的資源，彙聚起來，産生了一部古代最傑出的，最著名的武俠小說，這部小說就是《水滸傳》。
那麽《水滸傳》，以前我們把它叫做公案，後來的文學史也把它叫做“英雄傳奇”，這都是對的，它是英雄傳奇小說。但是如果我們從武俠小說的角度來看呢，《水滸傳》也是古代最優秀的武俠小說的代表。我們今天想一想，《水滸傳》中的英雄人物，那不都是標準的一個一個的武俠嗎！要武有武，要俠有俠，它所弘揚的精神，也是正宗的武俠精神。所以《水滸傳》給了後世無數的武俠小說以思想的和藝術的啓迪。一直到清朝的時候，武俠小說都在不斷地發展。
比如，清朝後來就出現了像《三俠武義》、《七俠武義》這樣一係列的作品。還有著名的，像《兒女英雄傳》、《好逑傳》。到了這部分小說，慢慢出現了一個“英雄加兒女”的模式，有男俠客，也有女俠客，或者俠客旁邊有一個美人。可是到了清朝晚期的時候，隨着中國封建社會走嚮沒落，或者說，走嚮最黑暗的時候，武俠小說也一蹶不振，長期沒有很優秀的作品出現，而且更要命的是武俠小說中的俠客形象一落千丈。俠客本來應該是一個自由的、光輝萬丈的英雄，可是到了晚清的小說裏，武俠都成了朝廷的鷹犬，成了朝廷的爪牙。
我們想，武俠一開始是什麽人呢？按照司馬遷的那種寫法，是社會上的閑散人員。我們不要以為，社會閑散人員是一個單純的貶義詞，閑散人員裏邊有壞人，但是也有好人。這些俠客是憑着自己的良心，為社會鳴不平，他看見統治者做得不對，他就出來幫助弱者，拔刀相助。一開始，俠客應該跟朝廷，跟秩序是處在對立面的，他應該是跟朝廷作對的。所以韓非子纔說“俠以武犯禁”，仗着自己有一點功夫，就來破壞法製建設。韓非子是這樣批評他們的。正因為他跟朝廷是對立的，所以歷朝歷代都要大力地鎮壓俠客，特別是鎮壓武俠。那麽鎮壓來鎮壓去，殺的殺了，死的死了，還有一部分就被朝廷收買了，收買了就把他融進了國傢機器，國傢機器把他吃進去了。這些俠客就變成了朝廷的人員，變成了“捕快”。
所以我們看，清朝末期有很多小說，都叫什麽“公案”——《於公案》、《包公案》、《施公案》、《劉公案》。那麽這些公案小說裏面的第一主人公，都是一個政府官員，都是一個政府的清官。這些小說裏的俠客，一個一個都被招安了。招安了之後，就變成了包公身邊的張竜、趙虎、王朝、馬漢。我們一看京劇，包公一開頭就叫張竜、趙虎、王朝、馬漢，那麽這些人物一旦變成了“張竜、趙虎”，他就沒有光彩了，他就不具備英雄的色彩。我們今天看戲，我們去看包公戲，誰去註意臺上王朝、馬漢的形象呢？沒人註意，他站在那兒就是一竜套，今兒這演員病了，換一演員還能演，我們並不提意見，我們衹對包公這個形象加以格外地註意，光彩人物是包公。而包公是什麽人呢？包公是政府的一個高級領導人，開封府尹，衹不過他是一個清正廉明的高級領導人而已，他是一個大清官。那麽人民為什麽要看包公戲？為什麽需要包公？就是因為社會不公正，法律不健全，經常有冤假錯案，可是除了冤假錯案，人民不去呼喚法律健全，而是呼喚包公，希望統治集團內部出現清官，來幫助自己解决問題。那麽這種幻想反過來又加劇了法製的不健全。解决這個問題必須靠一套制度，靠一套辦法，靠一套規章制度。但是老百姓天天不幻想這個，而去幻想包公。所以衹能滿足一種夢幻中的需要。那麽到了“包公”鋪天蓋地的時候，武俠就隱沒了。
可是由於晚清時中國面臨着民族危亡問題，雖然武俠小說中俠客形象一蹶不振，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這個民族卻越來越需要俠的精神。
就在晚清的革命運動中，比如說，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同盟會，這些人中開始重新鼓吹武俠精神。包括魯迅等人，他們都很推崇一種帶有俠義色彩的鐵血精神。晚清的革命黨人，從武俠的角度看，普遍都是一種俠義，“俠義道”的精神。比如說，我們知道著名的革命黨秋瑾，秋瑾女士她有一個號，叫鑒湖女俠，自號鑒湖女俠。其實很多革命黨都是起了這樣一個帶有武俠精神的號，以俠客精神自詡。他們認為，要改變當時中國的現實，非有一腔俠義精神不可。
我們都知道譚嗣同的故事，譚嗣同他自己願意，為了變法而流血，他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始”，中國變法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因為沒有人流血犧牲，他說“此國之所以不昌也”，如果中國需要這樣的人，“請自嗣同始”——請從我譚嗣同開始。所以他可以逃命而不逃命，他留下來慷慨就義。這種俠義精神是很感人的。
那麽在晚清的時候，俠義精神在現實生活中，開始逐漸地復蘇，國人就認識到，中國之所以不昌不盛，是跟俠義精神的墮落有關係，國傢腐敗了，沒有人出來輓救山河。我們看，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革命，它是很悲壯。我們看，辛亥革命之前，孫中山等革命黨領導了一次又一次起義，這些起義大多數失敗了——其實看上去是明明要失敗的，不過是在海外募集了一點錢，然後回來製造炸彈，然後找幾十個人，懷裏揣着炸彈，弄一小筐，筐裏放了些炸彈，就去攻打總督衙門，那能勝利嗎？如果用統治者的話來說，這不是來送死嗎？所以這些起義大部分都是寡不敵衆，這些革命黨大多數都成了烈士，包括著名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從軍事上看，他們成功的可能性極小，但是一次又一次這樣的犧牲，它積纍起一種思想意義，能夠喚醒國人。所以我們如果去看“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時候，看那些辛亥革命的英雄的時候，是會非常非常感動的，因為他們自己去的時候就知道要失敗，要死。很多朋友可能還讀過林覺民的《與妻書》。我們看《與妻書》裏寫的，就是這樣一種精神。知道自己不能回來了，他已經告訴自己的妻子，以後可以改嫁。明明知道是以卵擊石，但是他就是要拋棄自己那樣幸福的愛情生活。所以說，這些人是現實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俠客。
那麽到武俠小說中的這種俠義精神的恢復，是要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出現了新的武俠小說，我們後來把它叫做“現代武俠小說”。可能一些年紀大的朋友，可能會熟悉這樣的名字。比如說，平江不肖生，可能有年紀大的朋友會讀過。還有還珠樓主，這樣的名字可能你們知道。
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出現了《江湖奇俠傳》為代表的新的武俠小說。後來就慢慢地進入一種繁榮階段，出現了像平江不肖生，他的本名叫嚮愷然。他有一個重要作品，叫《近代俠義英雄傳》。這個小說裏面有兩個主要人物，一個就是我們大傢都知道的霍元甲，霍元甲的形象是在這裏塑造的；還有一個，也是歷史上的真人，叫大刀王五，就是當年和譚嗣同有過來往的這樣一個江湖奇人。霍元甲和大刀王五都是現實生活中的真人。在這部小說中，平江不肖生，把霍元甲塑造成一個，為國為民的大俠形象。其中，有一段主要情節是寫霍元甲，三打外國大力士，這個後來很多影視作品，都吸取素材加以渲染，霍元甲跟外國大力士打擂比武，並取得勝利的。這個情節，它是現實生活中的真的事情，也是當時很轟動的新聞。在這個小說中，他寫霍元甲三打外國大力士，他寫霍元甲的目的，是為了不讓國人受辱。其實，正宗的武林界的大俠，他是不輕易出來走動的，不輕易出來參與俗事的，每天經常出來參與各種媒體，參與各種集會，這些人往往不是大俠，有一部分可能是騙子；不是騙子，也不是修養很高的人。我小時候接觸過很多武術界的朋友，真正有功夫的人，他是不出名的，輕易不打架的，跟別人發生衝突，他都是忍耐的，不求名，不求利。像霍元甲這種人，本來也是應該安安穩穩地，過自己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他實在看不下去，這個外國大力士在擂臺上公開地侮辱中國人，所以他要為國雪恥，不讓國人受辱，所以他纔出來。所以他說，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呢，無端找他們這種受人豢養，供人驅使的大力士比武，實不值得。霍元甲自己也認為，這個事情是有失我的身份的，他看不起這些大力士，這些所謂“大力士”就是受人豢養的，到這兒來表演掙錢的，我跟他們比武，不是失了身份嗎？多跌份哪！為什麽還要出來去比呢？是實在忍不下這口惡氣。那麽霍元甲在為國雪恥的同時，沒有走到另一個極端，他沒有因此，就是打敗了外國大力士之後，就說明我們中國人強，外國人不行，他沒有這樣。所以他並不是盲目排外的民族自大狂。
而霍元甲所說的“報國”的這個“國”，並不是朝廷，而是中華民族。他說：“至於大清的江山，也用不着我們當小百姓的幫扶。”這個小說裏邊，寫的霍元甲形象，是非常理智的，非常清楚，我報國，我為國雪恥，是這個民族，不是那個朝廷。所以這裏面，就表現出平江不肖生這個作傢，他所推崇的俠義精神。其實是一種人民性，是一種出乎天地正氣，為國為民的大俠精神。
而現代武俠小說，從一開始所奠定的現代武俠精神，後來在梁羽生、金庸那裏，都得到了繼承和光大。所以我一再說，梁羽生、金庸他們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他們許多基本東西都是一代一代傳承下來的，他們衹不過接過來接力棒而已。
那麽究竟如何理解武俠小說中俠義這個概念，一直是衆說紛紜，見仁見智。很多人推崇我前面讀過的司馬遷說的“救人於厄”，在人睏難的時候幫助人。那麽還有人認為，“俠其實是最自私自利的”。這是兩種觀點，相去不可以道理計，這兩種觀點天壤之別。
那麽我很贊同北京大學陳平原先生的觀點。陳平原先生認為：“武俠小說中的‘俠’的觀念，不是一個歷史上客觀存在的，可用三言兩語描述清楚的客觀的實體，而是一種歷史記載與文學想像的融合，社會規定與心理需求的融合，當代的視野與文類特徵的融合。”他說了這麽幾個“融合”，就是你說，武俠小說這個“俠”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其實是一種“融合”，既有歷史上真的武俠的影子，也有我們頭腦中的想像，最後融合成武俠文學中的俠客。所以我們關鍵在於，是考察它是怎麽融合的？融合的趨勢是什麽樣？而不在於，我們去給它進行一個明確的定義，說俠是一二三四五，不在於給它這樣一個定義。但是我們從現實閱讀的經驗出發，我們可以看到，這種融合越來越賦予俠義以英雄色彩和高尚的色彩。
現實生活中的武俠，它怎麽樣發展，有一條脈絡，我們可以考察，什麽時候高揚，什麽時候低落，什麽時候社會道德很敗壞。比如說，光天化日之下，大街上流氓侮辱婦女，沒有一個人出來幫忙，小孩掉到水裏，沒有一個人去救，有人要救，還要先要錢。現實生活中，俠的精神高揚或者是衰落，它有它自己的一個發展脈絡。有的時候“雷鋒”很多，有的時候沒有“雷鋒”。這是現實生活中俠的情況。但是在武俠文學中，在文學作品中的俠的形象確實好像是越來越多的被賦予英雄色彩和高尚色彩。所以也有人說，正是因為在現實生活中，俠的精神衰落了，所以人們纔越來越需要閱讀武俠小說，來彌補他的心靈創傷。
那麽武俠小說的作者和讀者，其實都是從正面，從褒義的角度，來看待俠客的，不論這個俠客是我們的一種英雄夢，還是我們的夢英雄，我們可能是通過閱讀武俠小說，幻想自己成為一個英雄，或者是嚮往那裏邊的英雄，都可能。如果說，作者和讀者都認為，武俠是一種自私自利的人，那麽武俠小說就不會存在了。文學作品的存在，是為了拯救現實生活中人們的靈魂，正是因為我們現實生活中不滿足，我們對現實的不公正現象有了種種的遺憾，所以纔需要藝術作品來拯救我們。儘管在很多武俠小說中，出現了一些自私自利的、假仁假義之徒，比如說，《水滸傳》中就有白衣秀士王倫，《水滸傳》一開始晁蓋他們上梁山之前，梁山上占據着一夥，其中有首領白衣秀士王倫。再比如，現代武俠小說中，比如，金庸的《笑傲江湖》中有嶽不群，有左冷禪，這些人物都是假仁假義之徒，但是他們恰恰是作為反面形象被塑造的，他們衹能說，是一些“偽俠”，不真的俠。所以，作者塑造他們的目的，在於對他們進行否定，而不是肯定。所以說，作者和讀者，在批判和否定這些“偽俠”的同時，並沒有否定俠義精神本身，而是由此反襯出俠義精神的可貴與偉大。
那麽現代武俠小說中，還有一位作傢，這位作傢以前不太著名，但是現在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他了，他的名字叫王度廬，因為根據王度廬作品改編的電影叫《臥虎藏竜》獲了奧斯卡金項奬，所以王度廬的名字重新被很多人所知道。那麽，王度廬的小說中，也有俠不犯禁的一面，比如說，他《寶劍金釵》中的李慕白。我們知道，《臥虎藏竜》電影裏的主人公之一李慕白，《臥虎藏竜》這部電影，其實是根據王度廬的好幾部小說改編的。所以李慕白這個形象，是在好幾部小說中出現，李慕白住在監獄裏邊，他可以越獄，但是他堅决拒絶越獄，這就是一個例子，現實武俠的例子。
可是王度廬筆下的這些俠客們，不但不俗，而且更加俠入骨髓，義薄雲天。比如說，我舉幾個例子，一個是《鶴驚昆侖》。《鶴驚昆侖》中的主人公叫江小鶴，他的心上人阿鸞，被另外一個俠客，叫紀廣傑的給娶走了，他就拼鬥，為了心上人，和紀廣傑拼鬥。可是一路之上，他卻親眼看到了紀廣傑賑災救民，發放賑濟糧，救民於難。他覺得，這個人是個大俠，這個人做了這麽大的好事，我就為了自己愛情的原因，跟他拼命，這不是不仁不義嗎！於是他就罷手，忍辱罷手，反而暗中幫助紀廣傑，兩次救了對方的性命，這是一種俠。
還有，在《寶劍金釵》中，這個情節呢，《臥虎藏竜》電影裏也演了，就是李慕白明明和俞秀蓮萌生了情愫，但是當他知道俞秀蓮從小已經定親，已經跟一個叫孟思昭的定親了，所以李慕白就受秀蓮父親之托，一定要負責將秀蓮送往孟傢。本來他們兩個是有愛情的，但是對方已經有了人傢，他就忍着自己的感情，把對方送到她的夫傢去。而對方孟思昭感激李慕白的相知之情，當他知道當他們兩個人之間有情的時候，我雖然和她是從小訂的親，但是人傢兩個人是兩心相許的愛人，他覺得自己是一個多餘人，為了成全對方，他一死酬知己，就是故意在一場拼殺中拼命，死去了，把秀蓮讓給李慕白了。所以雙方都是為對方犧牲自己的利益，這都是一種俠義精神。可是他們的這種做法，他們沒有想到的，它的後果，造成女方進退兩難。
所以，直到第三部作品《劍氣珠光》中，活着的李慕白，和俞秀蓮兩個人，衹以兄妹相稱，他們兩個人不肯結合，因為他們不願意辜負了死去的孟思昭。那麽到下一部作品，叫《鐵騎銀瓶》中，韓鐵芳先交了一個忘年交，叫玉嬌竜，這就是電影裏邊，章子怡扮演的那個角色，這個時候她已經是中年人了，她為了玉嬌竜，為她千裏報喪，賣馬入殮，後來又遇到一個忘年交叫羅小虎，也是電影中的一個人物，為他奮不顧身，捨命相救，而這兩個人——她交的這兩個朋友恰好是她的生身父母。所以，正像司馬遷所說的：“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
就是到了現代，武俠雖然去除理想色彩，變得平淡，但是它暗藏的這種俠義精神還是千古沒有斷絶的，到王度廬這裏，俠義精神一方面寫得很高，同時又不脫離現實生活，在普通人的身上灌註了，很高尚的友誼溫情、人道主義的關懷。
那麽在俠義中，體現出人道主義因素的，還有一個著名的武俠小說作傢，還珠樓主，這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名滿全中國的一個名字。那時候提到還珠樓主，不得了，還珠樓主的小說連載一段時間之後，就出一個單行本。每次出單行本的時候，書局門口排着長長的大隊，當時的青少年都是排隊去買他的單行本。還珠樓主的代表作叫做《蜀山劍俠傳》，這個名字可能很多人知道。《蜀山劍下傳》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寫，連載，一直寫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還沒有寫完。這個小說，當時是不分行、不分段，也沒有標點，一個字挨一個字排下來。那麽按照這種排版方式，我們數一數，是五百多萬字。假如說，按照今天的排版方式，分了行，分了段，加上標點符號，大概要兩千萬字。如果按照古竜那種排版方式，一句話一段，那就不知道多少萬字！所以說，這是古往今來，古今中外規模最大的一部小說。小說裏面涉及天文地理，所有的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全都包含在內。而他的《蜀山劍俠傳》中，正、邪兩派，都積極地修道成仙。它這是一個劍仙派的武俠小說，它裏邊武功、人物都非常奇幻，功夫可以達到超自然的境界，相當於現在的一些高科技手段，大海可以煮沸，喜馬拉雅山可以融化。功夫可以練到這種程度，所以相當於《西遊記》。
那麽這裏邊的正派是以就為別人，幫助別人，為修煉的玄門正宗，就是你要想提高自己的功夫，要過一些關。這個關是要幫助別人，你在幫助別人的過程中，就能提高自己的功夫。所以他們是救苦救難，普渡衆生；而邪派的這些人物，卻是以濫殺無辜，以求速成，他們也要練一種功夫。練的功夫就要殺人，喝人血，吃人肉，自己的功夫才能提高，所以邪派人物是濫殺無辜。邪派的人物是逆天行事，終於遭到孽報；而正派的人物，以生命原則為重，不求速成，反而能夠速成。
那麽還珠樓主強調的內外兼修，其中外功就是要求廣施善行，到處修橋補路，做好事；邪派人物倘若是革新嚮善，就能夠減免災禍。所以，這些思想，在作品中，多以佛、道的思想加以闡釋。但是，還珠樓主無疑地加入了，他個人的創造性發揮，他突出地譴責那些弱肉強食之輩，譴責那些塗炭生靈的邪魔，歌頌正義的和生命的力量。其實他寫這個小說的同時，正是中國發生抗日戰爭，以及後來解放戰爭，就是民族解放戰爭，加上內戰的這個時期。他在民族戰爭的背景之下，在小說連載過程中，不斷地加深了對俠義精神的理解。那麽他認為，正、邪是要以是否合乎人民的利益為標準來進行衡量的。所以我們看武俠小說，武俠文學作品中的俠義精神，從古到今，他越來越走嚮現實，走嚮內在，走嚮人道主義的方面，這就使武俠小說從一般的消遣藝術，真正地成長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倡導的人的文學。可能在座有很多朋友，都喜歡讀武俠小說；我們也知道，社會上有很多人看不起武俠小說，貶低武俠小說。實事求是地說，武俠小說像其他任何一種小說一樣，都有精品，有劣品，有次品。精品肯定都是少數，任何一種文學作品，詩、詞、歌、賦，散文、小說、戲劇，優秀作品肯定都是少數，最後能夠留在史册上的都是少數，大多數要被淘汰的。衡量武俠小說也是一樣，什麽是好的武俠小時，什麽是不好的武俠小說，有很多標準。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標準，就是看它是不是人的文學，它是不是以人性為重，以人的生命為重，以人道主義為重，是這樣的。那麽就在人民性，在俠義性這一點上，它立住了跟腳。所以說，俠義精神不是一種虛無飄渺的神秘的思想，俠義是我們人性的基本需求之一。具有俠義精神的武俠小說，它是真正的人的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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