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奇怪的是，死不道歉的日本人居然单单向韩国人道了歉！1992年，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在出访汉城的三天里，先后8次表示谢罪。1998年，韩国总统金大中对日本进行了为期4天的访问。访问期间日韩发表了联合宣言，日本首次承认了对韩国的侵略，并正式道歉。
到现在为止，日本还没有正式向中国道歉。
这一次，中国人的外交智慧不但世界看不懂，连中国人自己也看不懂了。
（四）"宋襄公主义"的根源
耻于言利是中国传统。
中国人其实不是不要利益，中国人要的是"利益最大化"。怎么才能达到利益最大化呢？那就是"仁义"。"欲先取之，必先予之"，"水能利万物而不争，故能胜"。要想做成大事，就要树立自己"仁义"的形象，以此来感化他人，征服他人，使人乐于为已所用。"仁义"的诀窍就是"吃小亏占大便宜"，用自己一时的退让、牺牲，来换取牢固的声誉，换取他人无条件的信任，以利于开基立业。所以，历代群雄纷征之时，那些杰出人物总是要克制自己一时的欲望，祭出仁义的大旗，把自己的军队包装成"仁义之师"，"吊民伐罪"。所以刘帮进咸阳时先要约法三章，刘备败走时浩浩荡荡地带着逃难的百姓，李自成定天下时提出"迎闯王不纳粮"。
做为最精通中国社会运转奥秘的伟人，毛泽东对"王道"、"仁义"的运用达到了最出神入化的地步。红军和共产党，正是因为自己"上门板"，"睡大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因为自己"艰苦卓绝"、"关心群众"，因为自己的"忍辱负重"、"坚忍为国"，因为自己无与伦比的牺牲精神，才逐渐打破了共产共妻的反动宣传，一点点地感动了斯诺、史沫特莱，感动了鲁迅、闻一多、沈钧儒，一步步地赢得了全国人民的真诚拥护，最终夺取了政权。
开国之后，正如同把军事斗争经验运用于经济建设一样，毛主席把思想政治宣传工作经验运用到了国际斗争之中。他试图用中国人民令人吃惊的自我牺牲精神、坚忍为公精神来感动世界，在国际社会来个农村包围城市，团结带领第三世界国家来争取世界革命的伟大胜利，使自己超越马恩列斯，成为人类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所以，他的外交路线中没有绝不许提"国家利益"，在中国人成批饿死的时候，一艘艘载满粮食的大船驶往世界各地的第三世界兄弟国家，在与周围所有国家的争端中，中国都是高姿态、大气度。
然而，国际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利益角斗场，一个巨大的利益交换市场。国际社会并不是中国社会，中国人的那一套迂回曲折在大智慧在这里是对牛弹琴。国际社会的规则是赤裸裸的，直截了当的，如果你不按利益原则出牌，那么你所得到只有损失和失败。在这里，任何的无私奉献，任何的过度忍让，最终都会伤害自己。
在国际上，做"活雷锋"，历来没有好下场。早在明朝万历年间，日本侵略朝鲜，中国派出重兵，以惨重的牺牲，保卫了朝鲜。然而，时至今日，韩国和朝鲜的历史书中记载得更多的，不是中国军人的大量死亡，而是一些不守军纪者在朝鲜的抢掠奸淫。同样，抗美援朝过去四十年后，朝鲜人已经忘了是中国人主导了那场战争。在他们自己的教科书中，那场战争的绝对主角是在他们伟大领袖的领导下的朝鲜军队，中国人似乎没帮上什么有用的忙。我们对印度人的大度，只换来了印度人更大的耻辱感和对中国人更深刻的仇恨。直至今日，印度人还是把中国看做最大的危胁。而中国人对印尼排华事件的一声不吭，则更引起了东南亚各国的疑惧，他们普遍以为中国人沉默的背后，会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巨大决心。在领土问题上，中国越是示弱，别人就越是疑惧，他们不能相信一个如此巨大的国家会真的如此软弱。中国人的"活雷锋"行动除了让大家不解外，并没有换来任何好处，也没有交下一个真心朋友。反倒是动不动把"美国的国家利益"挂在嘴边，欠缴联合国会费，不见兔子不撒鹰的美国，在国际上纠集了一帮铁杆哥们，横行霸道，呼风唤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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