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代 》 大宋帝国的沧海桑田：宋朝那些事儿   》 雅颂与郑声(1)      周膺 Zhou Ying

　　仁宗于天圣、景祐年间，在大臣建议下决定考订祭祀舞乐。首先碰到的是音律和乐器的改革问题。判太常燕肃等进宫，以后周王朴所造音律来校准。仁宗命直史馆宋祁、集贤校理李照等人操办此事，并向天下诏求精通音律的人才。范仲淹推荐时为布衣的胡瑗。胡瑗使人配合造出钟磬。但是有人认为不合古法。有个叫徐复的说：“圣人是把声律藏之于乐器的，怎么可以不先讲声律而改造乐器呢？”李照又向仁宗上言：“十二律声已备，余下的四清声是郑、卫之乐，请在新编律谱中只保留十二中声，除去四清声，那么哀婉邪僻的声音便不会有了。”冯元等人驳斥说：“前代圣人制乐取法不一，有13管之和、19管之巢、36簧之竽、25弦之瑟、13弦之筝、9弦7弦之琴、16枚之钟磬，各有其妙，怎么能全用十二数之声律呢？”这场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而关于正雅乐一事直至徽宗时还一直在讨论。
　　从太祖开宝年间（968—976年）到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近百年时间里，北宋酝酿了一场诗文革新运动。前述音律的改革有百家言，各有追随，宋室兼容不独断，与这场诗文革新之命运相似。而李照欲裁四清声独取十二声之见解，与文学上扬雅颂抑风骚之观点也可类比。景祐二年（1035年），胡瑗经范仲淹推荐至朝廷更定雅乐不成，被封了个秘书郎，后又经范仲淹推荐至太学当老师。胡瑗与时在太学的孙复、石介等人创“太学体”文风。“太学体”在内容上的主要特征是一味高谈三皇太古之道，歌颂唐尧虞舜之德。这是接了庆历新政的遗续。范仲淹根据政治改革的需要，对自唐代韩愈提出、又经宋代王禹偁、穆修、尹洙、柳开、石介竭力宣扬的“道”进行全面阐发。他认为秦汉以来三代制度不存，才导致士民蝇营狗苟、骄奢淫逸之风流荡不返。他对文章与教化的关系十分重视，把文风革新看做政治更新的一个重要方面。早在天圣三年（1025年），他就提出“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并请皇帝告诫文臣重风化以救“斯文之北。范仲淹以“三代”为理想，不过是托古改制，但为政治的原因过分强调文章关乎风化，批判五代以来“悲哀为主，风流不归”的文风，“吟咏性情而不顾其分，风赋比兴而不观其时，故有非穷途而悲，非乱世而怨”，认为“皇朝龙兴，颂声来复，大雅君子，当抗心于三代”（《唐异诗序》）。虽然他强调忧乐皆出于真情，既不应唱虚美的颂歌，也不应发盛世的怨叹，但实际上导致诗文的片面发展。“太学体”不仅在形式上怪僻生涩，而且于治世也并非良方。
　　从晚唐到五代，古文衰落，骈文复兴。宋初继承五代文风，柳开和王禹偁起而矫之。柳开由学韩愈而批韩愈，讲“道”比韩愈更迂阔，把“文以载道”发展成重道轻文。他认为韩愈非生而知“道”，所以把他归到“俗下”之流。王禹偁、张咏则将复兴古道和讽刺现实、补察时政密切联系起来，标举以风骚为本的诗道，融合中唐新乐府讽刺时事和古文运动推崇道德的精神。他们的诗词直陈民瘼，散文则广泛涉及社会现实问题。咸平年间（998—1003年），柳开、王禹偁相继去世。此后出现了西昆体。其领袖杨亿少年时追慕扬雄和韩愈，但诗词实际剽袭李商隐。从表面看，西昆体与五代体一样都华丽雕琢，但五代体有乱世衰飒之气，而西昆体则雍容华贵、典雅丰赡，为太平盛世雅颂之音。尽管景德元年（1004年）宋辽建澶渊之盟，宋以输出岁币换来太平，真宗还是大事粉饰。西昆体正合时宜。
　　范仲淹既倡盛世雅音，又贯之以三代王道，并未对庆历新政带来多大帮助。相反，社会矛盾进一步尖锐起来。曾活动在河南洛阳的尹洙、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等人，虽然政治观点与范仲淹一致，但文学观念与之有较大的差距。他们关心百事，忧念天下，确立郑声那样的风骚诗文在文艺上的正统地位，反对虚美的雅诗赋颂。不仅针砭西昆体，而且对晏殊、宋祁等人的诗酒酬唱也加以批评。晏殊在北宋盛时，日与诸名士诗酒唱和。宋祁则写了歌咏皇帝祭祀、燕射、巡幸的大篇，作品在仁宗朝是数量最多的。欧阳修把矛头指向他们是怀有相当的使命感的，他要用文学“忧治世而危明主”。这是他所倡导的诗文革新区别于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特征。欧阳修对当代的文章有比较中肯的认识与评价。他说：“近世文章华丽，无如杨亿，使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通经学古，无如孙复、石介，使复、介尚在，则迂阔诞谩之士也。”（《宋史·选举志》）欧阳修对文学的把握比前面这些人都到位。欧阳修等人成功的文学创作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欧阳修在创作上自然地把“道”融进去，而不是外在地谈文章关乎治世。苏舜钦和梅尧臣因性之所在，各自形成了豪放雄肆和清切平淡的艺术特色，但粗豪的苏舜钦同样以“会将趋古淡”作为最终目标，而梅尧臣的平淡中又自有“古健写奇秀”的骨气。由于欧阳修等人开风气之先，北宋出现了几大家并峙的繁荣局面。宋诗的独特风貌在其影响下也才得以逐渐形成。北宋诗文革新虽然一开始就被纳入政治改革的轨道，然而欧阳修等人抛弃了“文章关乎教化”的旗帜，一方面在艺术创作的内部规律探索上有自由的深入，另一方面又小心地处理道学、政治、文学之间的关系。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们的作品在纯艺术、人性一面上的表现还是相当欠缺的，但以社会政治改革内容来为文学灌注生命活力，确实开创了宏大的艺术格局。以风骚为本的文艺观，以及崇尚平淡古健的艺术标准，从此成为贯穿于宋元明清文论中的主导思想。不过宋之后的文学作品再也难见前朝气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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