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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思考 》 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 》
大立法者(8)
魏斐德 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
问：今有神秘主义学派，例如邵雍派断言事物皆为预定不变的。你认为如何？
答：彼等仅能表明显示阴阳之盛衰伸缩的一般过程。圣贤之辈不持此论。目前释明邵雍之数之人断言邵已言万事万物皆在一个时间的预定点前进或消失。此释肤浅……
问：若如此，则天只是偶然或无意中生出圣贤。
答：天何时说其有意生出一个圣人或一个贤人呢？事实是每当物质力量的过程达致某些点或者相遇时，圣人或贤人就会出世。在其出世后，天似乎有那么一种意向……当然，每个人皆有其命，但他应服从正确之命。譬如，知命之人不会立于危墙之下，若其言一切皆依赖天命，且立于一危墙之下，若墙万一倒塌砸了他，他就不能归咎于命。一个人无论何时做了多大的努力，他都有自己的命。［1９０］
这里有一种行为哲学———假如不是完全的意志自由的话，它能使统治者调整历史结构的变化率。由于王朝兴衰的周期性与天命论连在一起，所以虽然不可能彻底抛弃它，但是王朝循环的周期会因皇帝对德的追求程度而延长。而且，由于管理日趋复杂的官僚政治既需要德行也需要合理的决策，因此统治者必须去寻求历史的忠告。为此，司马光（1019—1086）编纂了规模浩大的《资治通鉴》，这是一部完成于1084年的编年史，共294卷。
朕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尝命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论次历代君臣事迹，俾就秘阁阅，给吏史笔札，起周威烈王，讫于五代。……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19１］
当帝王有意识地把握了过去并足以避免过去的失误时，这个儒家历史学者自身的地位同时也得到了加强。毕竟正是他对过去的历史进行了编目分类的摹写。
在某种程度上，个别儒家学者的地位的这种提高，终于束缚了学者型官僚的精英阶层。与此同时，也正在兴起一个贵族社会阶层；文人学士通常都是从这个社会阶层中产生出来的。由于这个集团的地方权势的上升，它的确显示出发展成为一种政治集团的某些迹象。阻碍它的这种发展的很可能是知识界精英沉浮变迁的频率太快。但是，关于王朝合法性的新儒家学说也是一个障碍。个别文人学士自诩能够预测天意，所以他们便能供奉合法性这一贡品。因此，即使一些拥护地方有较大自治权的人，像17世纪的政治哲学家顾炎武（1613—1682），也很少去鼓励发展一种独立的贵族统治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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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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