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剑仙口里的一道白光，因此惹下大祸。这种人虽是可怜，也非不可教。所以二三百年的武侠小说执笔人，若有今日先进文艺家的思想，我敢夸大一点，那会赛过许多许多平民读本的能力。可惜是恰恰站在反面。
总括的来说，武侠小说，除了一部分暴露的尚有可取外，对于观众是有毒害的。自然，这类小说，还是下层社会所爱好，假如我们不能将武侠小说拉杂摧烧的话，这倒还是谈民众教育的一个问题。
这一主张和观点，父亲还在多篇文章中多次谈论过，正是基于这样的见解，父亲很想做个实验，把武侠小说来个改造。早在1928年，父亲就写了一部《剑胆琴心》，连载于北平《新晨报》。《南京晚报》转载时，易名为《世外群龙传》。这部书的故事，并非向壁虚构，乃是根据曾祖、祖父口述的见闻及传说，加以艺术提炼，创作而成，书中描写了洪秀全失败后，散落于江湖的太平天国将领的轶闻故事，这部书虽然多次被转载，也曾出过单行本，但并没有引起强烈的反响。
《中原豪侠传》是父亲的第二次反串，这一次反响强烈，获得了很大的成功。父亲西北游时，途经河南，他亲眼看到那里红枪会、民团等地方武装极多，认为这也是可以用来抗日救国的武装力量，应当教育他们爱国，“必须灌输民族意识，教以大忠大义”（《中原豪侠传》序）。为了宣传抗日，父亲就以河南义士王天纵在其晓明大义的妻子鼓励下，毅然决然地参加了辛亥革命的事迹为素材，刻画了一批爱国爱民的“义士”，如秦平生、郁必来、马老师、冯四爷等栩栩如生的形象。在这部国术小说里，绝没有那种“口吐白光，飞剑斩人头于千里之外”荒诞不经的写法，而这也是父亲极其反感的事。《中原豪侠传》虽然也写了一些武术超群，身怀绝技的义士，但他们都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这些武技也不是神乎其神，玄乎其玄，刀枪不入，超乎现实之外的“半仙之体”。我认为更主要的是，在小说中强烈地体现了民族爱国主义，把武侠小说仇杀殴斗的门户打杀，上升到爱国革命的主题上。所以这部书一出，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中原豪侠传》曾于1944年由“万象周刊”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父亲在自序中把书的立意及经过说得相当清楚，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读。《中原豪侠传》一书，家中原有一藏本，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知去向，下落不明。“文革”结束后，我多方寻觅此书，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原来就在首都图书馆有一孤本，我请人把它抄写下来，收入《张恨水全集》。
父亲主办的《南京人报》非常有特色，它的文章短小精悍，极富浓郁的南京地方色彩，尤其是副刊，生动活泼，从版面到内容，让人一看就不能释手，称得上是既新颖又隽永。张友鸾叔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把珍藏的一卷《南京人报》合订本送给了我，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恰恰是创刊期的合订本，我如获至宝，闲暇下来，就捧读一遍，犹为爱读父亲主编的《南华经》，我在上面读到了不少父亲写的诗、词、小品、散文，更为难得的是，我在《南华经》上，拜读到了母亲用“南女士”署名的散文，篇名可能叫《夜归》，因年代久远，记忆可能有误，但因为文章写得情意真挚，故而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文章大意是说，父亲业新闻记者，要工作到深夜，才能归家，母亲怕父亲夜深归来，又累又乏，还要料理夜宵等琐事，所以便把夜点事先准备好，并烹好香茗，在灯下夜课，等待深夜归来的父亲，父亲为此深深感动，他在后来悼念母亲的诗中，还带着感激和深厚的情意来缅怀这段往事：不辨啼痕与血痕，相传一点入诗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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