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找我的电话不断，我们同事也都像兔子一样红了眼睛，一时大家都向医院进攻，什么湿疣、什么乙肝、什么糖尿病啊，一些乱七八糟的医疗广告一下子充满了我们的报纸版面。每当打开我们的报纸，除了这些医疗就没有别的广告了。而这些同事们一个比一个会写，把那些江湖游医吹得天花乱坠的。这个写一疗程治疗湿疣最好最快。那个写治不好性病不要钱。反正大家都是这样写的，写的语言不突出就难以吸引患者；不吸引患者就难以达到广告效果；一没有效果就意味着没有了客户。没有了客户我们吃什么？毕竟医疗广告比工商广告来钱来得快，谁会拒绝钱往自己的腰包里淌啊。
后来，那些曾经和我们合作过的工商广告，因为嫌我们报纸的广告太烂，都想方设法地停止了合同。这正合我们的心意，医疗广告这么挣钱，我们恨不得把所有的广告都拿掉，换成医疗的呢。省得因为版面少，大家为了上谁的不上谁的争得面红耳赤的，医疗广告这么挣钱，不做才是傻瓜。要不开一个医疗专版得了。李小仝建议说。主任自嘲地说那还不如改为医疗报或者说性病报算了。
正在我们雄心壮志地为医疗广告奔走的时候，一个电话就把我们推到了工商局。工商局的同志大中午的就跑过来查我们的广告。结果全是没有批文的虚假广告。我们被叫到会议室里，一个当官样子的男人说，看看这就是你们记者写的东西，谁叫孙好？你看你写的这篇破文章，可是坑了无数个人啊。这样的人也配做记者？
我们报社停报整顿，我和特稿部的同志们全都失业了。
1999年的冬天A城有些冷，冷空气一次次地袭击了这个温暖如春的城市。我穿上了在内地才穿的棉衣，捧着一个热水杯在屋子里看书。
我们这幢楼里有两个人不用上班，一个是我们的女房东，她一天到晚地坐在家里，等着人家来看房子或者交房租。一个就是我，我打着写作的名义住在这里，其实我什么都没有干。我从新华书店里买来了一大捆的书，有通俗的，也有纯文学的，我天天蜷缩在大班椅里，穿一件白色的睡袍，光着脚看书。有时候我也写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我一本正经地坐在电脑旁，这是我用了一半的积蓄买的电脑。我经常看书看累了的时候就打开电脑，我很小心地把它表面上的灰尘擦掉，我的手敲打键盘的时候也特别轻，好像一不小心就会把键盘给敲哭了一样。在这个城市里，在我住的这个房子里，除了书和电脑外我一无所有。我写小说，有时候写得很顺，顺得我能看三遍都挑不出点儿毛病。有时候我又写得很艰难，脑子里空空的，像挤牙膏一样挤出来一点儿回头又都被我删掉了。所以折腾了一个多月我也没有写出一篇满意的东西。
早晨七点钟的时候我会被楼下嘈杂的人声吵醒，我住的楼下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综合市场，有卖菜的、有卖衣服的，也有卖床卖老鼠药的，我咒骂着走到洗手间，洗脸、涮牙，往脸上抹润肤霜，然后到厨房里搞点粥吃。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我不上班了，食欲就增加了不少，老有一种饥饿感。我的早餐非常的丰盛，有牛奶、有包子，还有甜菜和面包。我吃吃停停，有时候把早餐吃到了九点多，我就不收拾，拿来昨天没有看完的书看。
我再次醒来已经是中午了，温暖的阳光正透过窗帘照射到我的床上。我伸了伸懒腰，感到肚子饿得厉害。我想要是能有一碗饺子就好了，像在龙门花园一样，小池给我做的那种韭菜鸡蛋的饺子。可自从我搬到一沙花园后，我竟一次饺子也没有吃过。我就觉得自己受了虐待，我想一定包顿饺子吃。快速地起床，换衣服，我准备去菜市场买菜。下楼的时候，我碰到了住在我隔壁的湖南夫妇。显然两个人刚吵了架，女的眼圈红红的，男的则在后面抽着闷烟。我侧了身并没有和他们说话。
在我的这一层里，除了这对湖南夫妇外，还住着一个小伙子，我不知道他做什么工作，每天都看他匆匆忙忙的。他穿着白色的休闲装，地道的南方男人。长得精精瘦瘦的，眼睛也没有北方人的明亮。我们仅仅打过两次招呼，一次是我刚来的时候，他帮我往楼上搬东西，开始我还以为是房东让他来的呢，后来我明白他住在我的右边。一次是我拎着一个空煤气罐下楼，正碰到他和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孩子从房里出来，他就抢过了煤气罐，蹬蹬地跑下楼了，他冲我笑了笑说再有这样的体力活你就吱声，一个女孩子很不容易的。我一下子被感动了。我说他女朋友很漂亮。没想到他嘴一咧说女朋友？像我们这样没钱没权的还谈什么女朋友？你以为这是内地啊！后来，我才发现他每天都往家里带女孩子，有时是一个很漂亮的，有时是个很差的，还有一次我竟看到他和一个很老很胖的妇女走在一起。他搂着她的腰，不知道两个人说了什么，那妇女笑得哈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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