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蛰居山阴期间，朝廷爆发了一场纷纷扰扰的大礼议之争。即位没几年的嘉靖皇帝朱厚熜(众所周知，他是本朝继成祖之后以藩王身份旁支入主的又一位帝王)，为了维护他皇权继承的合法性，要把他的生父兴献王朱祐尊为睿献帝，为他修纂一本子虚乌有的实录，并在湖北钟祥建造气势恢宏的显陵。一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则认为，他应该尊传位给他的武宗的父亲弘治皇帝为皇考，而不应该追尊私亲乱了朝廷纲纪。这一沸沸扬扬的政治事件波及了整个朝野，廷臣分成了“议礼派”与“护礼派”争论不休，历时达三年之久。当然最后的赢家是皇帝，他所有的意愿都实现了。那些反对派成员不是被打了屁股，就是遭到了流放。
现在把持权柄的首辅杨一清和新进吏部尚书、大学士桂萼都是这场争斗中的大赢家。有他们在上面呆着，看来就算我做出了惊世业绩，也仍然不会有好果子吃。尤其是那个桂萼，是个不折不扣的火箭式干部，原来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南京刑部主事，因为拍马功夫一等，新近才蹿到高位，此人的喜怒无常、心胸狭隘，我在南京时就有所耳闻。让我犹豫不决的还有两个牵挂，一是讲学到了现在，也算是初步走上了轨道，此时中断，难免发生不测的变化。再一个让我放心不下的就是妻子张氏和才三岁的儿子。小家伙虽说已三岁虚龄，实则刚满周岁。张氏因是继室，在王家也立足未稳。把他们抛下只身远赴西南，我还真是不舍。
思虑再三，我向朝廷上了一封谢绝书,奏称自己这几年身体一直不好，痰疾增剧，若是半路死了，那可就坏了国家大事。而且我认为广西土官之间的仇杀，不像土匪啸聚时刻都在涂炭生灵，相对而言容易调停。朝廷不妨让处置此事的姚镆全权负责，再给他一些时间，徐缓图之。如果姚御史实在不行，我还向朝廷推荐了两个我认为有能力处理此事的官员。
到了九月，圣旨下，撤掉了姚镆所有职务，命他居家思过。又命我以南京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衔总督两广及江西、湖广军务，同时给以处置事变的全权，也就是说，该剿该抚，该设流官还是土官，都让我随宜定夺。最后还有一句，不得推辞。
这一下给逼得没了退路。九月初八，我在几个贴身弟子的陪同下离开山阴，向着钱塘进发。一路上我的心情都轻松不起来。我是担心像姚镆一样断翅折翼无功而返吗？不是，因为广西的边患在我看来只要措施得当是不难平息的。那么我是牵挂我的家人，我的弟子们吗？应该说我都已经做好了安排。我委托了我最信任的几个朋友和弟子，请他们代为照顾我的妻儿。临行前，我还为此间的弟子们写了一篇名为《客座私祝》①的学规，提醒弟子们远离狂躁惰慢之徒，禁止赌博饮酒，并欢迎天下道德高尚之士来此讲学论道。那还有什么让我不安呢？
在杭州等待开拔的闲暇里，我登上了城南的天真山。我很喜欢山上的奇岩古洞，有种不事雕琢的天真，就是那些老树、枯藤、溪流，看着也是好的。我对随同登临的王畿和钱德洪说，此山左抱西湖，前临胥海，正是我心目中的福地。两人点头称是，说他们这就回去准备在山上建立一座书院。送我到富阳县分别的时候，他们又说，老师，等您回来，我们这书院就造起来啦，到时您的讲席就要移到西湖边上来啦。
这几年，有关我入阁的吁请在朝中越来越强烈，对朋友和弟子们的好意我当然心领，但他们这样做的实际后果等于是把我放到火上烤。他们越是提议，怕我入阁分权的大佬们对我的打压越是厉害（要不是这样，我也不会在丁忧期满后还被雪藏那么久了）。我曾经在给黄绾和方献之的信中，婉转地请他们不要再举荐我了，但我的这些话被他们当作了一个品行高洁之士的自谦，一有机会举荐得更加起劲了。为了打消大佬们的顾虑，也便于到了广西后开展工作，我在途中给当朝宰辅杨一清写了封信。我告诉杨大学士，我此次事毕，若病好了，你就让我当个散官吧，譬如去国子监做做教学和研究工作，我就感激不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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