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北京城中，原明、清帝王祭祀大典用的天坛、地坛等场所己开辟为公园，成为供游客游览参观和普通市民休闲锻炼的场所。这些坛墒象征着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念，在分布上极为对称。其中的天、地、日、月四坛，处于今天北京城内环城地鐡线外围的四个方位：天坛位于南面的正阳门外，地坛位于北面的安定门外，日坛位于东南角的朝阳门外，月坛公园则位于西南角的阜城门站外（月坛在民国初已严重损毁，今在原址上建了月坛公园，而坛已不存）。作为文化象征符号及帝制时期政权和神权象征的遗存，天、地、日、月坛和社稷坛（位于天安门广场）、先农坛（位于正阳门外，与天坛隔街相望）等已经失去了帝制时期的功用，不再有昔日那份神秘和神圣的光环，显现历史变迁及人类社会政权形态演化的历程。
北京郊祀建筑本来是在永乐十八年修建起来的。原建于京师南郊，名天地坛，将天地祭祀合在一起举行，而没有现在的地坛、日坛和月坛。现有的方位格局，是在明嘉靖皇帝朱厚熜（1521-1566在位）嘉靖九年（1530年）朝廷中经过天地分祀的讨论后确定，并据此兴建而成（四郊与先农坛）；而今日天坛中之祈年殿，本是永乐十八年用来举行天地合祀场所，原先为方形。现所见圆形构制，是经历嘉靖十七年明堂（用来祭祀皇帝的生父或祖先）配享争议后，在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确定为明堂配享场所后改建而成的。
由明嘉靖皇帝在嘉靖朝（1522-1566）主导的天地分祀和明堂配享争议，二者紧密联系，是作为旁支入继的明嘉靖皇帝，出于追尊生父朱佑杬（1476-1519，宪宗朱见深〔1465-1488在位〕第三子）心思，为从未君临天下的生父建立起一个虚构的睿宗帝系而积极加以推动的结果。
作为继统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1505-1521在位）的嘉靖皇帝，是按照洪武祖制“兄终弟及”的原则继位。但嘉靖皇帝实为武宗堂兄弟，武宗的父亲孝宗弘治皇帝朱佑樘（1488-1506在位）仅是嘉靖皇帝的伯父。嘉靖皇帝在即位之初，朝廷大臣按照继统兼继嗣的原则，给他拟定尊孝宗为皇考的方案，但嘉靖皇帝执意要尊自己的父亲（宪宗第三子朱佑杬）为皇考，而称孝宗为伯考。直到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嘉靖皇帝才完成为自己亲生父亲称宗祔庙的心愿。他自即位起就在为从未拥有过皇帝名份的生父建构“宪宗──睿宗（嘉靖皇帝的生父）──嘉靖皇帝本人”这样一个实际并不存在的帝系，花了较长的时期。嘉靖皇帝的举动遭到了朝廷大多数官员的反对，因为他们并不愿意见到“宪宗──孝宗──武宗＋嘉靖皇帝”这样一个符合正统观念的帝系的中断。群臣和嘉靖皇帝的抗争引发了震动整个朝野的“大礼议”事件。在嘉靖三年七月的左顺门哭谏事件后，明嘉靖皇帝通过锦衣卫对众多朝臣的廷杖逮系，以武力赢得了议礼的阶段性胜利，终于如愿地称自己的生父为皇考，而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然而，这离嘉靖皇帝希望把自己生父灵位名正言顺地置于太庙，还有相当的距离。这以后，嘉靖皇帝继续以坚持不懈的努力和超出常规的热情，着手一系列的礼制改革，伺机逐步清除为完成生父称宗立庙的心愿所面对的障碍。在嘉靖九年修建和改建起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就是在嘉靖皇帝的主导下，为自己推尊生父所进行的一个步骤。
从嘉靖六年（1527年）起，嘉靖皇帝就一直在关注明堂礼制、庙制，以及作为大祀的郊祀礼仪，希望能够从中找出某种联系，以便为他尊称生父寻求到礼制上的突破机会。嘉靖六年五月，他与当时首辅大学士杨一清进行了讨论，首次提出原来的天地坛中的大祀殿即是明堂的想法。嘉靖八年（1529年）二月，嘉靖皇帝对各种祭仪发生了强烈兴趣，开始与大学士张璁探讨祭祀仪式。在嘉靖九年（1530年）的讨论中，他认为，由明太祖制定并已延续了一百多年的合祭天地的礼仪把明堂祭祀和郊祀混淆在一起，而且特意指出，在南郊大祀殿举行的祭祀皇室祖先的仪式，类似于周代的明堂。并提议天坛与地坛应在南郊和北郊分开修建。官员夏言事先结交宫中道士，探知嘉靖皇帝心意，于是上疏建议天子应亲耕南郊，皇后亲耕北郊为古礼，这道奏疏正好于嘉靖皇帝提倡南北郊分祀的意图暗合。在皇帝授意下，廷臣进行了讨论。并最终将天地坛分开，在北郊建起了地坛，又在东西郊分别建起了日坛和月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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