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类 》 孟子他說   》 39、"永不加賦"不是善政      熊逸 Xiong Yi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
　　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徵，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王曰："善哉言乎！"
　　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
　　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糇糧，於橐於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幹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薑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齊宣王問孟子說："人傢都說讓我把明堂給拆了。你說我是拆呢，還是不拆？"
　　--明堂是個什麽東西，先得解釋解釋。這是當年周天子東巡的時候蓋的接見諸侯的一處場所。現在齊宣王問出這話，背後的意思是：天下已經是諸侯各自為政了，周天子也不會再出巡了，明堂也用不着了。有人可能會問："那齊宣王留着自己用唄。"可是，按照規矩，這明堂還衹能天子待着，別人不能用。所以，這麽一個幹占地方不能用的建築，是不是幹脆拆了算了？
　　要放在現在，那肯定拆不得，到底是文物啊，更是塊發展旅遊的招牌。可齊宣王缺乏經濟頭腦，別人一說，他也覺得是這麽回事。而且，拆明堂很可能還有個不好明說的意思--把周天子的標志物給拆了，別在這兒礙眼。這齊國是我齊王最大！
　　這裏提到的明堂，據說到漢朝的時候遺址還在。這會兒齊宣王到底還是難下决心，因為把明堂一拆，就意味着公然不把周天子放在眼裏。
　　如果齊宣王問的是孔子，孔子非跟他急。孔子連"八佾舞於庭"都"是可忍孰不可忍"，何況是拆明堂。可畢竟兩百年過去，時代不同了，周天子再也沒希望扶得起來了，就當沒這個人好了。孟子會怎麽回答呢？回答說"拆就拆吧，拿廢磚瓦還能蓋幾個公用厠所，也算造福大衆"？這不大像大儒說的話。以儒傢的傳統來看，"不拆"似乎是個比較合理的回答。
　　可孟子來了一句妙答："這明堂是天下聖王的殿堂，大王如果要行仁政的話，就留着這東西算了。"
　　這個回答，首先是建議不拆，但不拆的理由卻不是要尊敬周天子，而是說，你齊宣王如果施行仁政一統天下，你就是周天子，那你自然也有資格使用這個明堂。看，孟子這是挑唆齊宣王謀朝篡位呢。
　　孟子在這方面一貫的邏輯都很簡單：不管你什麽血統，不管你什麽門第，衹要你能行仁政，那你就謀朝篡位一統天下好了。這要放在大一統時代，可是徹頭徹尾的反動思想啊！
　　齊宣王一聽，大概有點兒動心，接着問："仁政是怎麽回事，孟老師再給我講講。"
　　孟子說："從前周文王治理岐山一帶，種地的人繳稅繳的是全部産量的九分之一，公務員都是世襲的，關卡和市場衹做管理卻不收稅，湖泊不禁止打魚，一人犯罪不會株連傢屬。"
　　齊宣王張大着嘴："聽上去像是天方夜談啊！"
　　孟子說："咱們這時候還沒有'天方夜談'這個詞呢！您聽我接着說。世上有四種人最可憐，您知道是哪四種人麽？"
　　齊宣王挨個數手指頭："地，富，反，壞，右，哦？怎麽是五種人，多了一種？"
　　孟子氣結："不對，是鰥，寡，孤，獨，是這四種人。"
　　"哦，"齊宣王點了點頭，"倒是聽說過，可這幾個字究竟是什麽意思呢？"
　　孟子解釋說："死了老伴兒的老頭兒，叫做鰥，死了老頭兒的老婆婆，叫做寡，小孩子沒爹叫做孤，老兩口兒沒娃叫做獨。周文王發佈政策的時候總是先想到這四種人的利益。《詩經》上說：'富人的日子不錯啦，可憐可憐窮人吧。'"
　　齊宣王重重點頭："這話說的可真好！"
　　先不繼續翻譯，這裏有兩個問題要談。一個是"種地的人繳稅繳的是全部産量的九分之一"，一個是仁政的稅收邏輯。
　　先說第一個。我這個翻譯其實很不準確，當時的實際情況，按照一般的說法，是井田製，簡單講就是把一塊地劃分成一個"井"字型，這是九個部分，中間那片地是公田，周圍八塊地是私田。私田的收穫歸自己，公田的收入要上交。所謂"九分之一"，其實是這個意思，並不是說你種一塊地收穫了九十斤米要上交十斤。
　　在孟子這個時候，井田製早就被破壞掉了，其中經過過於復雜，而且枯燥無味，這裏就不講了。但值得一談的是，井田製在後世兩千年來一直都是不少人心目中理想的土地政治制度，所以很多人都很想恢復井田製。最著名的就是篡漢的王莽。其實細想一想，王莽這人雖然很招人駡，但他還真是很貼近孟子理想的一個君主，效法先王行仁政，搞得不亦樂乎。王莽很有理想主義傾嚮，但他搞土改終於沒成功，又接二連三倒大黴，最後成了個失敗者。
　　王莽土改的失敗並不影響井田製的光輝。我想其中原因主要是社會貧富差距過大搞的，有人很不滿，想搞平均化，不希望富人占有那麽多土地而窮人很少有地可種，甚至淪為富人的農奴。但搞平均化得有個說法，所以呢，先王聖賢之道的井田製就呼之欲出了。所以我覺得，井田製的意義不在於實行這種制度本身，更在於對社會畸形貧富差距的不滿和對公平的呼籲。後儒在這一點上還是有些響亮的聲音的。
　　宋朝大儒，關學創始人張載，人稱橫渠先生，就是這麽一個人。
　　提起張載這個名字，一般人可能不大熟悉，我先介紹一下。看過《英雄志》的人應該都記得狀元盧雲，他還是齊宣王和孟子的山東老鄉。盧雲有個座右銘，全書之中反復出現過好幾次。第一次出現是盧雲剛出場不久，那時候他還衹是個窮書生，一點兒武功不會，因為性情耿直，被人欺負慘了。盧雲痛苦之極，自問讀書是為了什麽，他仰天高呼着這個問題的答案：
　　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絶學，
　　為萬世開太平。
　　小說裏的這一段把氣氛烘托得極好，所以盧雲這四句一出口，當真震撼人心--是啊，讓我們想想，一個真正的讀書人，讀書是為了什麽，就是為了這四件事！當然，現在還有這樣高尚情操的讀書人很少了，讀書無非是為了學一門手藝，好謀個好差使。所以我們更會覺得盧雲了不起，覺得這四句話了不起。現在我告訴大傢，這四句話不是盧雲說的，也不是《英雄志》的作者說的，而是我現在講到的這位張載說的。這四句，是張載最出名的名言，張載不是也叫"橫渠先生"麽，所以這四句話也被人稱作"橫渠四句"。如果你是中學生，我勸你一定要把這四句話背熟，等有人問你讀書是為了什麽，你把小胸脯一挺，"當當當"擺出這四句，擲地有聲，多牛！
　　我前邊講過儒傢後學很多都流於"大而無當"，當時我沒舉例子，現在可以看看了，這位張載張橫渠，可不就是這麽一位麽？
　　張載就曾經很想搞搞井田，但他不是王莽，沒有那麽大的政治力量，而且他大概也覺得這東西恐怕也不容易搞，所以就想先在家乡搞試點，搞幾處實驗田。這個想法還是不錯的，改革嘛，要摸着石頭過河，先在特區試試水深水淺，等沒問題了再把經驗逐步推廣。但是，遺憾的是，張載的井田製特區終於沒搞起來。
　　前面提過的方孝孺也是個井田發燒友，極力鼓吹推行井田製。關於這一點，無論時人還是後人都批評他食古不化。其實人傢方孝孺也是有道理的，當時社會的貧富分化問題實在太嚴重了，要解决這個問題，井田製至少是一項聽上去既合理又可行的方案。當然，方孝孺的井田製也沒真正實行起來。井田製在周代以後是不是真能恢復，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這個制度衹屬於那個時候的古代社會，以後的社會，情況復雜多了，井田製確實搞不瞭瞭。
　　但無論是張載還是方孝孺，他們對井田製的熱情無疑都來自於對社會問題的深切關註，也來自於孔孟的井田與平均主義理想。從這一點來說，他們確實繼承着先輩的遺志，但時代變了，這誰都沒有辦法。
　　井田製是儒傢千古以來的一個社會藍圖，誰都覺得它很好，可它衹能屬於過去。
　　該說第二個問題了。嗯，先引一段書。孟子總是引《詩經》，引《尚書》，他引我也引。我引的也是個經典，是金庸的《鹿鼎記》--
　　他沉默半晌，回頭嚮禪房門看了一眼，說道："老皇爺吩咐我愛惜百姓，永不加賦。這句話你先前也傳過給我了，這一次老皇爺又親口叮囑，我自然是永不敢忘。"韋小寶問道："永不加賦是什麽東西？"康熙微微一笑，道："賦就是賦稅。明朝那些皇帝窮奢極欲，用兵打仗，錢不夠用了，就下旨命老百姓多繳賦稅。明朝的官兒又貪污的厲害，皇帝要加賦一千萬兩，大小官兒至少多颳二千萬兩。百姓本來窮得很了，朝廷今年加賦，明年加稅，百姓哪裏不傢飯吃？田裏收成的𠔌子麥子，都讓做官的拿了去，老百姓眼看全家要餓死，衹好起來造反。這叫做官逼民反。"
　　韋小寶點頭道："我明白了，原來明朝百姓造反，倒是做皇帝，做官的不好。"康熙道："可不是嗎？明朝祟禎年間，普天下百姓都沒飯吃，所以東也反、西也反。殺平了河南的，陝西的又反；鎮壓了山西的，四川的又反。這些窮人東流西竄，也不過是為活命。明朝亡在這些窮人手裏，他們漢人說是流冠作亂。其實什麽亂民流寇，都是給朝廷逼出來的。"韋小寶道："原來如此。老皇爺要皇上永加賦，天下就沒有流寇了。皇上鳥生魚湯，鐵桶似的江山，萬歲萬歲萬萬歲。"康熙道："堯舜禹湯，談何容易？不過我們滿洲人來做中國皇帝，總得要強過明朝那些無道昏君，纔對得起天下百姓。"
　　--看看，康熙要來個"永不加賦"，韋小寶趕緊吹捧他是"鳥生魚湯"。孟子是滿口"鳥生魚湯"的，也鼓吹民本思想，要讓百姓有好日子過。從孟子上段話來看，以前的賦稅額還真是很低，關卡和市場還都不收稅，不像後來，單一個農業稅就是很大的比例，還有其他各種稅收、各種勞役。
　　終於熬到康熙爺，永不加賦，很仁政吧，很孟子吧？我看到有人評金庸說他把"俠"寫到頭了，康熙這個"永不加賦"就是最高的"俠"。
　　但是（無論什麽話就怕"但是"），歷史上，康熙雖然的確也說過這個"永不加賦"，可"我大清"卻沒能做到。不過，這衹能說明人傢反悔了而已，並不能說明清朝皇帝們做的不對。因為，"永不加賦"並不是在任何時候都意味着與民為善的。
　　我們一般人的想法裏，什麽樣的政府纔是好政府--當然，這是指古代來說--是包青天陳州放糧，是康熙爺永不加賦，事實上，這種想法是比較片面的。
　　先拋開貪污腐敗不談，就一個國傢的財政稅收來說，不是稅收得少就能代表政府體恤民情，也不是稅收高了就意味着苛捐雜稅，這都是簡單化的理解，失之偏頗。古人也有這種偏頗，比如，古人很早就有過"藏富於民"的主張，認為政府別收太多的稅，錢在老百姓手裏攥着就挺好，等真有什麽軍國大事了，就讓大傢一起出力。司馬光當年就是持這個看法的，在這一點狠狠地攻擊王安石的變法。
　　"藏富於民"聽上去很先進，很合理，可問題是，政府的稅收水平如果太低，那些公共設施該怎麽維持？就看看現在我們身處的城市，修橋鋪路都是很花錢的，這些錢主要都是從稅收裏來。古代有人就指出過，政府某個時候把稅收提高一些，拿這些錢解决水利灌溉問題，解决防洪問題，那災民也就不會那麽多了，也省得總是開倉放糧了。
　　所以說，稅收到底是高是低，要在一個合理的尺度上，不能讓老百姓接受不了，也不能也政府沒有足夠的錢去搞公共設施建設。當然，如果是高稅收來給皇帝自己窮奢極欲，這另當別論。
　　然後，又得說到"與時俱進"這個詞了，稅收額度是要隨着社會的發展不斷變化的，時刻調整在一個最合適的位置，這纔是合理的，也是有效的，一味認為藏富於民的政策好，一味認為低稅率好過高稅率，一味認為"永不加賦"是所謂仁政的，這都不對。
　　如果往復雜了說，這裏還有個權謀問題。如果我是地方官，而且有製訂稅率的權力的話，我想讓老百姓對我感恩戴德，我會怎麽做？
　　如果我把稅率定高了，用這些錢做了很多公共設施建設，比如，把防洪工作做好了，以後不會有水災了。這樣呢，肯定沒太多人念我的好，還會有不少人嫌我收稅高，是個貪官，至於沒有水災了，既然沒有了，大傢也就習以為常了。可如果我實行低稅收，一定大傢都高興，我沒錢搞公共設施，那就不搞，等發洪水的時候胡亂張羅張羅，然後開倉放糧。這樣一來，我肯定就能得個清官的美名。
　　如果拋開慮權謀問題，單純一點兒來說，低稅收還存在着一個深層問題，那就是，低稅收的受益者究竟是不是底層老百姓？--這可真不一定呢。地主老財對政府上的稅倒是低了，可他們自己嚮佃農收的稅可不一定就跟着低了呀。現代經濟學就很註意這個問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個問題涉及到被課稅的商品的需求彈性，我們現在雖然說的是古代的事，但是，現代理論講的稅收的"轉嫁"和"歸宿"這兩個問題其實在古代社會就已經存在了--政府想給一些人減稅，可這些人並沒得到好處；政府想給一些人（或商品）加稅，可加的稅卻被轉嫁到別人頭上了。所以，當政府想減輕老百姓負擔、實行減稅政策的時候，這些問題都是要想清楚的，不見得減稅就是好，加稅就是壞，事情沒有那麽簡單。
　　社會問題是越來越復雜的，孟子總是拿着古代那些相對單純的社會來比附現實問題，這就經常會把復雜問題簡單化。
　　社會真是越來越復雜了，我到現在也搞不清怎麽通過藉記卡來交電話費。



   我读累了，想听点音乐或者请来支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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