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史 》 盛世之毁——甲午战争110年祭   》 外强中干——清朝国防的另一面(1)      许华 Xu Hua

　　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断不可轻于言战……我胜则法必添兵再战，我败则尚可退回本境，法必不遽深入，而亦尚不致牵动大局……败固不佳，胜亦从此多事。
　　——李鸿章论中法战争
　　此次（中法）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
　　——左宗棠遗嘱
　　（李鸿章）今既奉命会办，设遇海氛，仍踵故智，拥兵自卫，不顾缓急，专以保护畿辅为名，以为朝廷无以夺之……身任封疆，事务繁多，无事必不能巡阅，有事复不遵调度……（所用）皆贪诈卑污之辈，遍布海军，一旦有警，祸甚噬脐，悔之何及?……是水师,并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再阅数年，兵权益威，恐用以御敌则不足，挟以自重则有余。
　　——黄体芳（兵部左侍郎）
　　同治三年（1864年），恭亲王奕 等联名奏折：“宜趁南省军威大振洋人乐于见长之时，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谜。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经过30年“求强”和“富强相因”的洋务运动，大清帝国“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国防建设发展实情又如何呢？%%%早期洋务运动期间
　　如第一章所述，早期洋务运动期间，创建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新式军工厂，中国近现代国防工业萌芽。这些实业，直到今天仍被一些人认为是了不起的“求强”和“开化”举措。
　　这些军工厂，基本上都是由中央给税收、厘金等财政政策，由地方军政当局负责筹款、经办，其产品也直接用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战争需要，是一般意义上的国有和官办、官营企业。与一般国企不同的是,这些企业又不完全属于中央政府，它们几乎全都会随创办官员的官位迁升而迁徙厂址。
　　更重要的是，这些兵工厂实际上只不过是“来料加工”——从机器、钢材、铜帽，到煤炭，到顾问和主要技师，几乎全是进口的，管理人员中也有不少洋人。旗营、绿营和各地民团所需要的大量装备，以及需要不断补充的长期战争消耗，在本质上都依赖于进口——直接的或间接的进口，而这些军火进口却是以“最低劣的枪炮，最好的价钱”标准成交。 【与日本明治维新和欧美列强的发展情况相比，清朝早期洋务运动的新式军工厂数量、生产规模、产品性能和研发能力都非常有限，很不可观。】
　　“求强”的效用主要体现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以及西征平乱上，而对手为主要使用旧式抬枪鸟铳、大刀长矛甚至赤手空拳的农民和市民。%%%中法战争之前的后期洋务运动
　　当内乱逐渐平息之后，尤其是1870年天津教案之后，早期洋务运动下的军工企业受到抨击，求强的洋务运动逐渐转变为求富的洋务运动，国防工业发展速度明显减缓，出现了停滞。
　　1872年，李鸿章在天津机器局遭到抨击后不久上奏：“所造林明敦枪……核费与购价悬殊，当饬停止。”1874年，也就是慈禧太后40大寿这一年的2月中旬，福州船政局的洋员5年合同届满离开，沈葆桢和南洋大臣李宗羲希望酌情兴建兵船和商船。《捷报》却发表《论福州船政局》一文称：“不要忘掉它对福建一省的摧残。为了它，这一省的苛税变得十分沉重。”当年9月，福建海关以税款支绌为由，停拨船政月款。福州船政局从此在漫长的经费煎熬中折腾。
　　1881年12月还为福州船政局解铁块经费4万两应急的南洋大臣刘坤一，在《整顿船政铁政片》中说：“各省需用轮船，多向外洋订购，中国船政局每欲承揽一二只而不可得。”
　　在马格里指导下制造的大炮在大沽试用发生爆炸时，便有人指出：“各厂之设，类依洋人成事，而中国所延洋将，未必通材，往往仅晓粗工，不知精诣，袭迹象而遗神明。”“受制于洋人”。
　　1875年10月，山东巡抚丁宝桢调往四川前还在奏折中强调：“臣现赴川省，闻该省各勇营亦皆习洋枪，均须购自上海洋行，价值既贵，而道路转运，费亦不赀。”%%%中法战争的另一面
　　早、中期洋务运动时期所潜在的国防问题，在慈禧太后50大寿前后的中法战争中广泛暴露出来：
　　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尤其是80年代以后，法国加快了侵越步伐，清朝军政当局对国防形势判断分歧严重。以湘系为主的一派强调：“天子守在四夷，此诚虑远忧深之计……不守四夷而守边境，则已无及矣……我朝幅员辽阔……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近日法郎西狡焉思启，欲灭越南以自广，此震邻切肤之灾也，此唇亡齿寒之患也。”
　　他们主张一方面暗中援助越南政府和刘永福从事抗战，一方面在两广云南部署重兵。左宗棠还向德国为南洋订购了两艘巡洋舰。在清朝的军事支持下，越南军队和刘永福黑旗军不断重创法军。
　　在中法交涉紧要关头，淮系集团首领李鸿章强调：“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主张以维持越南对清朝的朝贡关系，保住清廷“抚有四夷”的体面为条件，含混默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清军退兵入关，任凭法军驱逐黑旗军。
　　李鸿章的和戎主张受到“清流党”的强烈抨击：“舆论均疾矢鸿章，指为通夷、贾似道，朝廷亦屡切责之。然舍鸿章外，更无谙习外事者。故洋务仍一倚鸿章。”【李鸿章一人长期把持外交的严重恶果。】“鸿章始终主和，而士论皆主战，弹劾鸿章无虚日。法越构衅，绵延三载，致法占越南，和战仍无定见。”
　　1883年9月，法国派海军重兵攻入越南京城顺化，迫使国王投降，将越南沦为“保护国”。11月，法军进攻黑旗军，清军将领不予增援，黑旗军和清军全面败退。
　　1884年初，总理衙门因越南形势紧张，海防吃紧，打算在烟台设置海防衙门，统领沿海七省的海防、船政、营制、军需，并有意让李鸿章出任海军大臣。【这种军政体制较好，给李鸿章的待遇也不低。】李深知局势微妙，婉言拒绝。他向总署推荐“廉介耐劳，年力正可有为”而缺乏海军阅历的张佩纶。【大战在即，才发现有必要改革军制，却又不知所措，无法实施。】
　　或许仅仅是又一次巧合，就在清廷向德国购买的两艘主力舰即将交付之际，中法战争全面爆发。法国扬言在海上夺舰，清廷害怕，德国也以发生中法战争为由，拒绝按约将两艘铁甲舰交货，直到福州水师和造船厂被法军摧毁。【甲午战争重蹈覆辙。】
　　1884年5月，李鸿章与法方签订《中法简明条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侵占。李鸿章把这个条约宣传为自己的重大成就：“去冬克山西，黑旗军精锐伤亡甚多，已受大创。今春刘永福募四千人援北宁，亦不战而溃，其御大敌何怯也……闻刘永福所部冗杂骚扰，与越民为仇，实为边境后患……迨山西北宁失陷，法焰大张，越南臣民望风归顺，事势已无可为，和局几不能保……今约内载明情愿不向中国索偿，尚属恭顺得体，足以风示各国。”
　　法国茹费理总理评价李鸿章道：“我快乐地体验了这位中国的政治家是用和我们自己相同的观点去考虑两国利益的。”李回电：“为难隐衷，两地心照。”茹费理更决意“必须征服那个巨大的中华帝国”。
　　在《简明合约》中约定的清军撤兵时间为三个月，李鸿章私下承诺提前两个月完成，却隐瞒此承诺不告知朝廷，企图私下完成。一个月之后，法方借口清军未能全部撤军，进犯谅山，重开战端，并扬言“四千人可扰七时。李鸿章受到“传旨申斥”，主战派重占上风。清廷任命张之洞代替张树声署理两广总督，命岑毓英、潘鼎新驻扎越境“按兵不动”，“照常接济刘永福一军”。清廷还任命李鸿章推荐的清流派重要人物张佩纶会办海疆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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