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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义说部 》 民國春秋 》
第一捲·第三十九章 北軍南犯
劉鳳舞 Liu Fengwu
4月25日，參議院首先舉行議長選舉，援引臨時參議院先例，采用記名投票法分別互選。結果國民黨參議員張繼、王正廷分別當選為正、副議長。
共和、民主、統一3黨，一看采用記名投票，國民黨得了參議院正、副議長的席位，便在衆議院選舉問題上，堅决主張采用無記名投票。而國民黨議員則堅持記名投票的主張。由於雙方爭持不下，最後决定采用投票表决來確定選舉正副議長是否用記名方式。結果通過了無記名投票選舉衆議院正副議長。
國民黨在衆議院中的議員，也同在參議院一樣，居於多數地位。但由於共和、民主、統一3黨的拉攏、分化，一些國民黨議員紛紛退出國民黨，轉入共和、民主、統一3黨，另有些國民黨議員，受袁世凱收買，脫離國民黨，另組小政黨。
4月26日，衆議院用無記名投票選舉議長，民主黨議員湯化竜獲272票；國民黨議長候選人吳景濂獲266票。湯化竜雖然比吳景濂多6票，但未超過參加投票人的半數，依選舉規則的交叉學科。是對生物運動和生物研究所作的哲學總結。德，應由2人决選確定。後經二次决選，湯化竜最後戰勝吳景濂，當選為議長。隨後進行副議長選舉，共和黨陳國祥當選。這樣國民黨在衆議院正副議長的選舉中，都失敗了。
從此之後，國會兩院內部，國民黨議員與共和、民主、統一黨議員，環繞着製定憲法、大藉款、宋案、江西民政長事件等諸問題，呼應着院外國民黨同袁派及擁袁派勢力鬥爭，彼此施展種種手段，展開了極其復雜尖銳的鬥爭。在製定憲法問題上，國民黨議員主張總統解散衆議院，須先得參議院許可，共和、民主、統一黨議員則主張總統有權解散衆議院，無須經過參議院的同意。對於內閣，國民黨議員主張組織純粹政黨內閣，衹有衆議院議員纔有資格成為閣員；共和、民主、統一黨議員則主張閣員應當由總統親自舉任，不限衆議院議員和政黨；在大藉款問題上，國民黨議員認為，政府與五國銀行團自行簽訂善後藉款合同，未經前參議院通過，是為違法，當然無效；而共和、民主、統一黨議員那彥圖、湯化竜、籍忠寅、張伯烈、鄭萬瞻、李國珍等44人，則通電說：
此項藉約，在事實上，確為前參議院業經通過之件，惟議决方法上，與普通法律不同，事前未刊日程，事後亦未另具公文。
在宋案問題上，國民黨議員以宋案證據發表，主使竟是政府，國會當根據約法提出彈劾，使袁、趙解職活動”，精神是物質的産物，一切事物都是思維的內容，都是，由國民黨組織特別法庭為公正的審判；而共和、民主、統一黨議員，則召開3黨議員會議，議决“對待宋案，俟法律上之正當解决，但政府有侵及立法範圍，如設特別法庭之類，則不能不反對。”
由於兩黨議員（共和、民主、統一3黨聯合成立進步黨）的尖銳對立，在國會的兩院會議上，不是一黨議員有意中途退席，進步黨議員經常采用這種手法，使會議不足法定人數，不能做出决議，就是兩黨議員發生尖銳的衝突，大聲爭吵，甚至動武。當時有人這樣描述議會：“中國議會有三特例：一曰叫駡，二曰走散，三曰不足法定人數，不能開會，而毆人擲物未聞焉。今已開其例，日後必有以殺人擄人聞者，是亦可謂搗亂之極軌矣。”
袁世凱見國民黨在國會中占優勢，恐正式總統不能到手，焦思苦慮，便有計劃大規模收買國民黨議員。袁世凱從嚮五國銀行藉款中拿出300萬元，來收買議員。被收買的議員，可得到5000至8000元贓款，必需選袁世凱為正式總統，擁護袁世凱。
袁世凱收買國民黨議員，主要是依靠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軍政執法處長陸建章，和以梁啓超為首的進步黨人去晝夜奔走。那國民黨人、衆議院議員鄒魯，從廣州來到北京後，便被陸建章所派之人劉某、陳某糾纏剋思恩格斯全集》第19捲。本書批判了德國工人運動中拉薩，他們對鄒魯說：
“總統很想藉重先生，擬撥40萬隨先生組織新黨。這事總統命軍政執法處長陸建章辦理，陸處長叫我們來致意先生。”
遭鄒魯嚴詞拒絶後，陸建章仍不死心，他親自請鄒魯吃飯，並對鄒說：“我有事請劉、陳兩位轉達先生，這是總統的意思，千萬請先生答應。”
鄒魯再次拒絶收買。但已有不少國民黨議員被收買，脫離國民黨另入進步黨，或另組新黨。孫中山、黃興對此十分焦急，力圖加以輓救，但卻無濟於事。
孫中山、黃興得知國民黨籍議員郭人漳將脫黨另組大公俱樂部時，致電勸阻說：“聞公欲脫離本黨，自組政團，文等以黨派愈多，相爭愈烈，國基未固，即一黨一心猶不足以盡維持之責。我公顧全大局，盡力本黨，素所羨佩，他人出此，公尤當急止之，萬不可發自公緻兆分裂之勢。十年肝膽，萬裏心期，風雨晦明，思急彌切，希即復交，以慰遠懷。”
郭人漳不理。湖南國民黨人便采取行動，查抄郭人漳的傢。
袁世凱迫不及待地將共和、民主、統一3黨合併為進步黨。為盡快實現合併，袁世凱在宣佈暫不入黨的同時，從善後大藉款中，撥出160萬元作為經費，由袁派統一黨出面策劃3黨聯合。他派人去天津迎梁啓超入京，商討合黨事宜。
梁啓超進京後，便積極活動，他同各方面反復磋商，在大體取得一致意見的基礎上，舉行3黨黨員懇親會。梁啓超還以共和黨理事長黎元洪名義，公宴該黨參衆兩院議員，並以《共和黨之地位與其態度》為題，作了長達3小時的演說，闡釋了共和黨成立以來，為什麽在許多重大政治問題上，一直采取支持袁世凱政府而反對革命黨人的政策和立場。
梁啓超又以黎元洪的名義，在3黨懇親會上發表演講說：“3黨在院內尚不能多數，此種現象極為可憂。為3黨計，為敵黨計，皆宜3黨合併，使中國保有二大黨對峙之政象漸入軌道。”
湯化竜、孫武、王賡等在會上，一致認為3黨的精神本來一致，他們強調為取得議院中的多數，彼此務必相互諒解，容忍與犧牲各方面的小意見與小問題，以取得合併的成功。會後，3黨正式簽訂合併為進步黨的協議書。3黨又聯合發出通電，通告各黨决定合併的消息，要求各支部接洽合併事宜。
5月11日，3黨職員及議員400餘人召開會議，討論黨章和召開成立大會等諸問題。梁啓超主持會議，丁世嶧、孫洪伊逐條宣讀黨章。新黨定名為進步黨，采取理事製，設理事長1人，理事10人，下設政務、黨務2部，政務部專主調查政況，進行研究，下分法製、財政、外交、軍政、教育、實業、地方自治、庶政等8科。黨務部專主執行黨中一切事務，下分文牘、會計、交際、地方、庶務5科。每部各設部長1人，副部長2人，各科設主任1人，副主任2人，幹事若幹人。
黨章討論完畢後，梁啓超提議以黎元洪為理事長，全體贊成，其他理事等到召開成立大會時再行推舉。
梁啓超再次發表演說，他說道：“以時事之需要，議會之現狀，國傢之存亡，其不能不仰賴進步黨之出現。進步黨之成否即在諸君，國傢之存亡亦即在諸君，千鈞一發，慎勿功敗垂成也。”
5月29日，三黨在北京舉行在京全體黨員大會，1000餘人到會，宣佈正式成立進步黨。孫武擔任會議主席，丁世嶧報告籌備情況，劉崇佑報告黨章及宣言書，陳國祥報告所選定的理事長和理事名單。隨後孫武代表理事長黎元洪講話，梁啓超、湯化竜、王印川等相繼在會上講話。
進步黨的理事長為黎元洪，理事為梁啓超、張謇、伍廷芳、孫武、那彥圖、湯化竜、王賡、蒲殿俊、王印川等9人，另外，由理事長及理事共同推定的名譽理事有：馮國璋、周自齊、阿穆爾靈圭、熊希齡、張紹曾、閻錫山、鬍景伊、尹昌衡、蔡鍔、唐繼堯、陸榮廷、張鎮芳、楊增新、張鳳闓、程德全、朱瑞、莊藴寬、陳昭常、齊耀琳、陳炯明、陳國祥、汪大燮、徐勤等20餘人，參議100餘人。政務部部長林長民，副部長時功玖、王蔭棠，黨務部部長丁世嶧、副部長孫洪伊、鬍汝麟。
進步黨包含着袁世凱實力派、從革命派分化出去的分子、原立憲派3種力量。黎元洪雖挂名為理事長，但並不起决定性作用。在理事中，孫武在3黨合併過程中雖代表黎元洪出面活動，但是進步黨成立後並未主持黨務。那彥圖、伍廷芳並未參預黨事；代表袁派勢力的統一黨黨魁王揖唐、王印川，在並入進步黨後，勢力單薄，事事消極，不預黨事。在理事中實際控製黨權的是原立憲派人梁啓超、張謇、湯化竜、蒲殿俊。在政務、黨務2部成員中，骨幹力量都是清末著名的立憲派人。因此進步黨名為3黨合併而成，實際上領導和骨幹力量是原立憲派人。進步黨成立的目的，是組成大黨，以便在國會中戰敗國民黨，支持袁世凱實行中央集權。
黎元洪為進步黨理事長，他早已踏上袁世凱的反革命戰車。黎元洪雖未參預袁世凱暗殺宋教仁的密謀，但黎似有預聞。當時曾有人以湖北為首義之區，進言黎元洪對宋案應有嚴正表示，而黎似預知此事為袁世凱所指使，暗中自然稱意，為了應付湖北革命黨人，纔去電上海陳其美探詢情形。為敷衍一番，又去電袁世凱，口是心非地要求“嚴拿正犯，務得主名”。
程德全發出通電公佈宋案證據後，黎元洪當即致電袁世凱及各省，委婉地敬誡各省都督及民政長官，要其“老成謀國”，勸其“勿狃於成見，掉以輕心”，“勿激意氣以相殘”；又意語雙關地勸慰袁世凱及各省都督：“以鎮定息浮言，以公平安大局”，強調“承辦宋案尤應法庭詳求真狀”
袁世凱接讀黎元洪此電，頗感欣慰，復電說：“以鎮定息浮言，以公平安大局，金玉之言，敬佩無擬。”
黎元洪又於5月4日、8日、14日、30日、6月1日連續發表通電，歪麯宋案真相，公然對程德全等所宣佈的罪證表示懷疑，無端為袁世凱政府辯護，說什麽“程都督所宣佈者果否政府主使，抑係應桂馨、洪述祖揣測邀功，招搖詐款？均不可知”。他顛倒黑白地指責揭露宋案真相的人們是：“前者宣佈證據，不出之於法庭，而出之於軍府，學律者猶竊律其非，乃各省團體當法庭未判以先，動輒任意通電，牽入政治，搖動邦基，加人以犯罪之名，而先自居於違法之實。”
黎元洪誣衊各階層人士對刺殺宋教仁的聲討是“有意破壞大局”，造成“人心搖動，謠琢逢起”的混亂政治局面，別有用心地勸慰各界不要抓住宋案不放，甚至說為“鞏固共和，維持大局，寧可以宋君殉全國，不可以全國殉宋君”。也就是說寧令宋教仁冤死，亦不可因追究冤死之因而打破寧靜的大局。
黎元洪對袁世凱為發動內戰、武力統一全國而非法藉款，杜撰了不藉外債之“六大危害”說。
黎元洪唯恐袁世凱因宋案和大藉款案而不能當選，又致電參議院和共和黨本部，推薦袁世凱為正式總統候選人。他在電文中說：“袁項城雄纔大略，富有政治經驗，……非舉膺繼任，不足以奠危局，撥逆亂。”他還嚮袁世凱發出效忠電說：“民國之興，發之者雖由元洪，而成之者實我總統也。元洪愛民國如命，即愛我總統如命，力所能濟，生死以之。……俾元洪鋒鏑餘生，獲享共和之福，是有生之年，皆莫非我總統之所賜也。披肝瀝膽，以此為盟。”
黎元洪在全國人民憤怒聲討袁世凱罪行之際，惟恐武漢出現反袁活動。他在5月14日發出佈告：“謂宋案自有法庭主持，藉款之宣否，須由國會解决，毋庸平民聚訟。”
上海各界成立公民大會，聲討袁世凱罪行。各省各縣紛紛成立分會或支會。武漢各界亦召開會議，擬成立公民大會支會，黎元洪偵悉後，立即派軍警干涉，未得成立。
章太炎此時對袁世凱徹底失望。章太炎於1912年底曾被袁世凱任命為東三省籌邊使。宋教仁被暗殺後，隨着“宋案”真相漸次披露，章太炎開始覺悟到自己指望藉助袁世凱以完成“政治革命”的荒謬，於1913年4月17日棄官從長春趕回上海，就“宋案”發生後的形勢，與孫中山、黃興商討反袁問題。章太炎的幡然悔悟，孫、黃等極表歡迎。對於宋案章既不贊成孤註一擲的“武力解决”，也不滿意於徒然遷延時日的“法律解决”，而主張“政治解决”，即通過充分揭露袁世凱的種種劣跡與罪行，造成袁世凱不得不退出大總統候選人的地位以及不得不下臺的政治形勢，用政治手段來結束袁世凱的統治。
章太炎不想依靠孫中山、黃興領導的國民黨，異想天開地於5月上旬來到武昌，謁見黎元洪，企圖動員黎元洪反袁。黎元洪已下决心與袁左提右挈，他一見到章太炎，便知章要說服他反對袁世凱，即先表明極端擁護項城之意見，使章氏說詞不得出。稍後，岑春煊、李經羲、章士釗等相繼到鄂，他們拉上章太炎一起，勸黎元洪處處以國傢人民為重，不要相信袁世凱有定大局之才略。黎元洪則抱定非袁則亂之宗旨，始終不為稍動，反而勸諸人助袁，以固國基。談話間，章太炎與黎元洪激烈辯論，終無結果，章以三國中人物譏黎曰：“吾嘗論慰亭為人似袁本初，今觀公未免類劉表。”
由於岑、李、二章與黎晤談時，於總統之位，極力勸進，黎害怕有人以此在袁世凱面前挑撥離間，連忙將與他們談話的詳細情形，電告袁世凱。“申明如選舉及彼，定高蹈效巢，由之避世。”黎元洪還公開接見新聞記者，更明確地將自己擁袁、反革命的態度公諸報端。他表示：“將來如不幸以宋案、藉款釀成南北戰爭，餘必力助袁總統。”
黎元洪為了送走章太炎，反過來要章去北京勸袁世凱，並說：“苟其人可諫，安用更置，必不可諫，如君等計耳。”對岑春煊等，黎則示意：“隔墻有耳”，敦促他們盡快離去。
黎元洪如此頻頻地公開表示支持袁世凱，一則說明他們的基本立場是一致的，二則是黎元洪害怕袁世凱的淫威。袁世凱何等樣人？連宋教仁都敢殺害，豈能容黎元洪背道而馳！黎元洪知道，袁世凱對他不無懷疑，在5月12日，袁世凱派軍事顧問哈漢章到武昌，名為查察要事，實為偵察江西、安徽2省舉動，監視黎元洪行止。黎元洪處處賠盡小心，一再表白心跡。
黎元洪所占地盤，有舉足輕重，操縱南北之勢。湖北軍隊雖多次裁減，但仍有4個師，約6萬餘人，而且裝備精良，訓練有素。這6萬餘人的軍隊如果能同南方國民黨控製的幾省兵力聯合起來，對抗北洋軍，其結果便殊難逆料了。再者，袁世凱要對付國民黨控製的南方各省，要出兵江西，非假道武漢不可。假使黎元洪不答應假道，戰爭根本就打不起來。
黎元洪完全投嚮袁世凱，他不但答應袁世凱假道武漢，而且“披肝瀝血”，賭咒發願，嚮袁世凱表示忠誠。他在緻袁的電報中說：“元洪惟知服從中央。長江下遊，誓死撐柱，决不瞻顧。倘渝此盟，罪在不赦。”
袁世凱見電大喜，立即回電：“世凱若有欺天下之心，利一姓之見，亦罪在不赦。”
這兩封電報，穩定了武昌和北京的關係，給袁世凱放膽去打內戰的决心。
要打內戰，關鍵是北兵南進。北兵早在1912年秋天應黎元洪之邀，已開始陸續進入湖北，但數量尚小。1913年4月4日，黎元洪致電袁世凱：“鄂省不靖，請飭李鈍派步兵1團到漢，以資鎮懾。”5月中旬以後，北洋軍大批南下，至5月下旬，駐鄂北軍已達2萬餘人。袁世凱的如意算盤是，既可以此為基地進擊江西、湖南，又可協助黎元洪鎮懾湖北的革命黨人。此外，黎元洪又在距武昌30裏處的青山修建炮臺，扼長江下遊之咽喉，為武昌之門戶，由陸軍部及鄂省合建；將漢陽兵工廠收歸部辦，其庫存槍炮彈藥除鄂省必須用者留備外，其餘均運北方，供北洋軍使用。
有人勸說黎元洪守中立，使北軍出境，截留槍彈北運，黎元洪嚴詞駁斥。此刻派人請見者皆行謝絶。
北軍駐鄂後，無惡不作，霸占房屋，強姦婦女，搶劫財物，騷擾閻閭，欺行霸市等罪行，屢屢見諸報端，引起湖北商民極大驚恐。鄂軍雖在黎元洪嚴密控製之下，然亦有南北觀念，不少軍官，目睹北兵在鄂暴行，異常氣憤。甚至連黎元洪的心腹大將、第1師師長黎本唐也氣憤不過，晉謁黎元洪，反對北兵南進，以致言語衝突、觸黎之怒，報告袁世凱，免去黎本唐師長職務。
袁世凱出資促共和、民主、統一3黨聯合為進步黨。擔任共和黨理事長的黎元洪被推舉為進步黨理事長。黎元洪自然知道袁世凱肯於出資促3黨聯合之用心，所以被選為理事長後，立即復電接受，並表示：“執鞭相從，實所深願。”3黨合併過程中，屢起紛爭，黎元洪千方百計調和黨務，目的是保住袁世凱的御用黨，以與國民黨相對抗。
袁世凱收買分裂了國民黨，對於刺殺宋教仁的兇手又來個殺人滅口，矢口否認宋案是他指使；他得到黎元洪相助，便放膽對付不屈服的國民黨人。
5月3日，袁世凱公然發佈除暴安民令。這個通令不僅是對革命黨人的恫嚇威脅，也是為他對南方各省用兵製造根據。他以十分強硬的態度說：“近閱上海4月29日路透電稱，有人在滬運動二次革命，諄勸商傢助捐籌餉，反對中央。又英文《大陸報》稱，上海有人運動滬寧鐵路，預各運兵赴寧等語。披閱之餘，殊堪駭怪。雖西報登載風聞，不必實有其事，而既有此等傳說，豈容坐觀亂萌。用特明切宣示，昭告國民。須知總統嚮稱公僕，與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勞逸回殊。但使衆望允孚，即能被選，何用藉端發難，苦我生靈。倘如西報聽言，姦人乘此煽誘釀成暴動，則是擾亂和平，破壞民國，甘冒天下之不韙。本大總統一日在位，即有捍衛疆土、保護人民之責，惟有除暴安民，執法不貸。為此，令行各都督、民政長，轉令各地方長官，遇有不逞之徒，潛謀內亂，斂財聚衆，確有實據者，立予逮捕嚴究。其有無知愚民，或被人誘脅，或轉相驚擾者，一並婉為開導，毋得稍涉株連。將此通令知之。”
袁的爪牙所控製的報紙，如此京的《天民報》、《國報》、《新中國報》、《民視報》、《黃河報》、《黃鐘日報》等，則發出一片叫囂，大量製造革命黨人將舉兵作亂的消息，為袁世凱的即將武力鎮壓革命黨人作輿論準備。
袁世凱命令北洋軍秘密南下，第一軍左司令李純和右司令王占元率北洋第6師和第2師的1個混成旅，沿京漢鐵路南下，已抵江西九江；第二軍軍長馮國璋率禁衛軍1個旅、直隸第1混成旅、外加兩個旅1個團和張勳的辮子軍，沿岸浦鐵路南下，已逼近南京。海軍方面也由鄭汝成和湯薌銘率“應瑞”、“肇和”、“飛鷹”等兵艦沿長江南下，直插吳淞。
當時海軍共有各種艦艇40艘，有22艘駐泊上海，其餘18艘分泊於煙臺與長江沿岸各埠。由於駐上海一帶的海軍同情革命，袁世凱命令海軍總長劉冠雄以檢閱名義，調各艦到煙臺集中，並令參事挾資30萬南下運動各司令聽袁調遣。海軍曾主動與革命黨人聯繫，表示願意宣佈獨立，孫中山極為支持，但黃興、陳其美等堅持海陸軍同時並起之說，不欲海軍先發之計，結果海軍在袁世凱策動下，於5月中旬北上。至此海軍就為袁世凱所控製。
袁世凱在中南海海宴堂接連召開秘密軍事會議，决定作戰總方略，其中規定：“有攻擊南方敵軍任務之北軍，第一期對於湘、贛、皖、蘇作戰，利用京漢、津浦兩路綫集中，以鄂省為主要策源地，並以海軍策應沿岸，兼防害敵軍之集中。”
袁世凱一方面加緊擴軍備戰，一方面施放和平煙幕，以欺騙人民和麻痹國民黨討袁派。
6月22日，袁世凱發佈裁兵節餉令，命參謀、陸軍兩部會商財政部，“妥籌限製兵額，分配軍區，核實簡練，以足維持地方治安為度。”並規定行政經費應由各部各省權衡緩急，大加裁減，製定預算，依法頒行，務使漏卮盡寒，絲毫無濫。
好像他從無發動戰爭的打算。為了消除國人對他“復生帝製”的疑慮，他還一再公開表示將信守諾言，效忠共和。
當章太炎到京探聽情況時，他對章說：“吾以清廷既去，不得已處此坐，常懼不稱，亦安敢行帝製？人之誣我，乃至於是。”
袁世凱又特地接見上海《大陸報》記者彌勒，極力把自己打扮成“共和英雄”和“和平天使”。他同彌勒有這麽一段對話：
彌勒問：“你主張何種政體？”
袁：“自以共和政體為主張，蓋共和既已告成，而又欲適用他種政體，其愚孰甚。”
彌勒：“近有人評論總統並不實心贊成共和，擬復君主製，有是事乎？”
袁：“予知此種謠傳自不能免，然既為公僕，凱能逃誹謗乎！此種問題當留之以待後人之解决。餘既為民國辦事，必當盡餘之能力，以求民國之成功。倘有破壞之危險，决非自餘而生，必由於一般暴徒以破壞國傢為主義者也。”
彌勒：“有人謂總統欲仿效拿破侖，信乎？”
袁笑答：“餘欲為華盛頓，非拿破侖。華盛頓為歷史中最有名人物，建造自由國，餘何故欲為拿破侖而不為華盛頓乎！”
彌勒：“現在中國最要之事為何？”
袁：“對內對外均以和平。此為最要之事。”
袁世凱欺騙性的宣傳收到相當效果，不但全國商民大多信以為真，就連那博學的政活動傢章太炎也確信袁世凱“帝王思想是其所無，終身總統之念是其所有”。
“宋案”罪證公佈和袁世凱違法大藉款，使革命黨人的反袁情緒更加激昂，他們當中的一批激烈分子紛紛主張立刻興兵討袁。國會選舉後，寧調元致電鬍漢民，呼籲說：“總統厲行暴民政治，意思即是法律，喜怒即為賞罰，好惡即為賢不肖，緻朱烈頭血未寒，而共和已歸破壞。我東南最初起義各省，亟宜聯為一氣，協籌對付。”
廣東都督鬍漢民反袁比較堅决，他和護軍使陳炯明聯名，強硬表示：“粵省兵力雄厚，械亦精利，軍心固結，誰為禍首，破壞共和，當共棄之。”但軍權在陳炯明手裏，而陳對起兵討袁表示冷淡。譚延闓則態度相當曖昧，衹是因為湖南革命黨人力量頗強，他不能不附和革命黨人的政治主張。贛督李烈鈞剛剛取得民政長事件的勝利，宋案後強烈主戰，通電表示：“如果有神姦世蠹，必欲推倒共和，即為國人之公敵，贛雖地瘠兵單，願以昔日推倒專製之精神，再隨各省之後而調護之。”他並積極與各省聯絡，建立了贛、皖、粵、湘、閩等省的聯盟。
皖督柏文蔚和贛督李烈鈞積極備戰。臨準關1旅和安慶省城軍隊，以剿匪為名，嚮皖北前綫開進。李烈鈞在九江上遊瑞昌縣屬臨江碼頭鎮屯紮重兵，部署炮兵陣地，以控製長江。碼頭與湖北武穴隔江對峙，江面狹窄，形勢險要。
一批激烈分子紛紛主張立刻興兵討袁。何海鳴、張堯卿、韓恢、尹仲材、王憲章籌組鐵血監視團，舉何海鳴為團長，表示袁世凱如擁兵自衛，“同人等一致進行，誓以鐵血相見。”
湖南、浙江等省的革命黨人紛紛致電本省都督與省議會，要求與袁世凱政府斷絶關係，宣佈獨立。湖南籍革命黨人張通典、周可均、曾繼梧、陸鴻逵、章勤士、寧調元、張孝準等，要求譚延闓拒絶承認大藉款，驅逐在湖南境內所有袁世凱派遣的官吏；張堯卿、吳作霖、劉天猛、丁洪海、顔炳元、葛天民、熊仁等要求譚延闓迅率湖湘子弟首先獨立，討賊問罪，為各省倡。浙江省的革命黨人呂東升、王逸、陸惠生、張人傑等，要求浙江都督朱瑞拒絶承認違法藉款，宣佈與臨時政府斷絶關係，並使各銀行團知難而退；丁匡一、韓一飛、周維新、汪鐵民等要求立即宣告獨立，與萬惡之臨時政府斷絶關係，為各省倡。國民黨江西支部在5月2日發表通電主張各省協電國會，提出彈劾書，勒令袁世凱解職投案，否則，以武力為後盾，請各省聯合組織護國軍並特別國會解决一切。並說：“同人眷念國基，眷懷前路，願糜身骨，共討叛奴。”
然而，當袁世凱調兵遣將，積極備戰的時候，革命黨人起兵討袁的計劃，卻再次受到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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