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随着交换经济的发展，货币有了划时代的发展。作为货币，刀、布、圆钱、爰金分别在几个地区流通，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
秦始皇二十六年，併灭六国，随即进行一系列统一后的建制工作，其中一项，即统一币制。秦始皇废弃了刀、布和爰金，专用圆钱，另以黄金为上币。《汉书·食货志下》载：“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秦制一两二十四铢，半两钱重十二铢。
汉兴，黄金改为以斤为单位，金一斤等于铜钱一万。汉初以秦钱重，曾进行改革。经过几次变换，到武帝时稳定在五铢钱上。五铢钱一直流通使用了三百多年，到东汉末年为谷帛所代替。曹魏明帝，北魏孝文帝恢复钱币使用时，都是恢复使用五铢钱。
货币的发明和使用，对社会发展进步起了莫大的促进作用，也对社会起了莫大的破坏作用；它像魔鬼一样干扰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谈到货币产生后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时说：“随着金属货币的出现就出现了非生产者统治生产者及其生产的新手段。商品的商品被发现了。这种商品以隐蔽的方式包含着其他一切商品，它是可以任意变为任何随心所欲的东西的魔法手段。谁握有它，谁就统治了生产世界。但是谁首先握有了它呢？商人。……除了表现为商品和奴隶的财富以外，除了货币财富以外，这时还出现了表现为地产的财富。……完全的、自由的土地所有权，不仅意味着毫无阻碍和毫无限制地占有土地的可能性，而且也意味着把它出让的可能性。……和土地私有权同时被发明出来的货币，向他作了说明，土地现在成为可以出卖和抵押的商品了。……随着贸易的扩大，随着货币和货币高利贷，土地所有权和抵抑制的产生，财富便迅速地积聚和集中到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手中，与此同时，大众日益贫穷化，贫民的人数日益增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二十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65年9月第1版第190一191页）。
恩格斯这里所论述的是在人类古代社会早期货币被发明以后它对社会发展所起的深刻作用。恩格斯这段话，是从欧洲希腊、罗马早期古代社会的历史推绎出来的。但它对我们研究春秋战国秦汉时期，货币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很有启迪意义。我们对这段话，应该深刻的加以思考。
从春秋时代开始，我们就看到商人手中的财富膨胀起来。陶朱公经商，曾三致千金，晚年手中的财富积累到巨万。倚顿靠盐起家，郭纵以铁冶成业，都与王者等富。秦末汉初，蜀卓氏以冶铁致富，有奴隶千人；程郑富埒卓氏，宛孔氏用冶铁为业，家致富数千金；曹邴氏以冶铁起家，富至巨万；齐刁间使用奴隶逐渔盐之利，起富数千万；洛阳居齐奏楚赵之中，师史洛阳街居，久贾诸国，致千万；宣曲任氏，买贱卖贵，富者数世；无盐氏放高利贷，用此富埒关中。司马迁还指出，“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啬、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史记·货殖列传》）
这些手中掌握货币的富商大贾中，盐铁业者是一个类型。他们是商人，却又兼营着手工业。他们的财富依靠对消费者的剥削，又依靠对他们自己控制的手工业者的剥削。例如齐地大商人刁间，使用奴隶“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终得其力。”他就是一面作鱼业、盐业，一面营商，运转各地。蜀卓氏，也是一面“即铁山鼓铸”，一面“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即到各地营商。宛孔氏也是一面“用铁冶为业，大鼓铸”，一面“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
又一种类型是靠买贱卖贵囤积居奇。通过交换，一面剥削生产者，一面剥削消费者。陶朱公就是“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又如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蚕出，取帛絮与之食。”如果有条件垄断，高价出售，利润更大，如宣曲任氏：“任氏之先，为管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
又一种类型是靠放高利贷。如无盐氏。“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十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因此富埒关中。”
富商大贾取利剥削的对象，一方面是农民、手工业者劳动阶级，一方面是贵族官僚地主阶级。但贵族官僚地主阶级的财富乃取之劳动者，富商大贾剥削对象最终仍是农民等劳动者。随着商业的扩大，随着货币和货币高利贷业的发展，随着土地所有权及典当业的发生，财富迅速的积累及集中在人数很少的一个阶级手里，同时，大众的赤贫化与贫农的数量也都增加了。
两汉的农民在商人货币经济的剥削下，是日趋破产流亡。晁错已看到达种形势，他指出农民受租税和高利贷的压迫，不得不“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并指出“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汉书·食货志上》）。
晁错是文景时期的人，正是西汉的早期，社会正是向上发展的，农民虽在商人货币经济的剥削下出现破产流亡现象，尚不严重。晁错是大政治思想家，观察锐敏，已看出商人兼并农民，农民破产的苗头。但农民受商人货币经济的兼并而流亡破产，却是两汉四百年中农民的命运。
商人资本对农民的压迫，到西汉后期元帝时就很明朗了。有些有头脑的大官和学者已看出“钱”是社会问题的根源。如贡禹对元帝上疏说：“自五铢钱起以来，七十余年。民坐盗铸钱被刑者众。富人积钱满室，犹亡厌足，民心动遥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屮杷土，手足胼服。已奉谷租，又出豪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之钱，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何者？末利深而惑于钱也。是以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钱也”（《汉书·贡禹传》）。
贡禹这段话，很见出钱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人民坐盗铸钱被刑者众，何者，利之所在虽死不顾也。人民疯狂盗铸钱，无他，有了钱便可以有了一切。富人不需要盗铸，但他们也是积钱满室犹不满足，犹继续东西求利。
对钱的追求，影响最严重的是使农民弃农从商。“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我们思想上大概不能接受。一个农业社会，耕者不能半是不可想像的。但东汉中叶的王符却更进一步说：“今察洛阳浮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潜夫论·浮侈篇》，见《后汉书·王符传》引）。我们就更不能相信了。贡禹是儒家，是西汉后期的名臣；王符是东汉中叶的思想家。他们都在说谎不成？他们或对皇帝讲话，或著书立说，而是在说谎，如何取信于人？我想夸大是有的，但夸大是为了说出问题的严重性，目的仍在取信于人。弃耕者即使不能半或百一之比，而数量必然是很大的。钱，使得农民“惑于钱”，弃农从商，弃本逐末，足见货币和商人在社会中的威势了。
东汉一朝，货币和商人资本，比西汉更为活跃。更多的货币和财富积聚在商人手中。他们以高利贷钱，盘剥负债的人民。东汉初期的桓谭说：“今富商大贾，多放钱贷，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役，收税与封君比入”（《后汉书·桓谭传》）。钱使商人睥睨社会，“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昌言·理乱篇》，见《后汉书·仲长统传》）。商人阶级，“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各邑之役”（同上）。真是“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焉”（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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