彦能庆历七年生,至今元丰元年为三十一岁,上推十五年为十六岁,恰似潘岳少时游洛阳受女子青睐,有掷果盈车之风流。
这句话更牵强了。“风流帅”之韵事,十五年前,年近而立的苏轼尚做不得,为何非要年仅十六、未及弱冠的郑彦能去“大有作为”?若郑彦能果如所言,既能在少年时纵情青楼、又能同时如愿考上进士,真可谓风月与金榜兼而得,应有更多的风流韵事、情词绮语流传于世才对,为何只此一语受人称道呢?
无需避讳,《能改斋漫录》所载,更接近事实。
潘邠老名为潘大临,是黄州的一名举子。苏轼元丰三年(1080)二月抵黄州贬所,与潘大临父亲潘鲠、叔叔潘丙等交往颇多,潘大临经常到东坡、雪堂等地拜会老前辈,因此成了忘年交。宋代礼部大试都在初春进行,举子们如果没有本路进士(也称乡贡进士或乡进士),就必须先于前一年秋天参加开封府的“解试”,取得“解元”资格后,才有参加“春闱”的资格。苏轼与苏辙兄弟两个,当年走的就是这条道路。详考神宗元丰年间,一共举行过三次礼部大试,分别在元丰二年、五年和八年,即每隔三年举行一次。苏轼元丰二年二月一日抵达黄州,此时举子们正在开封应试呢,因此他送潘大临进京赶考,只能在元丰五年和八年这两次。而元丰五年春天苏轼在东坡建造雪堂,潘大临曾亲临其境,与他进行论辩,苏轼的《雪堂问潘邠老》就是这次辩论的记录,由此说明,他没有参加那年的春闱。而苏轼又于元丰七年四年离开黄州,因此送潘大临赴京“赶考”,只能在元丰七年正月,潘邠老过了春节,便准备先去开封参加“秋闱”,希望能在元丰八年蟾宫折桂,正是践行大苏、小苏先生的履迹。“记取钗头新利市”一语,表明此词确实作于新春佳节之后,潘大临在离黄赴京之前,曾经得到女士的馈赠。
因此,这首《蝶恋花》作于元丰七年正月,毋庸置疑。
“清润潘郎,又是何郎婿”,这两句话正是指称潘大临。在古人诗词中,“潘郎”指晋代美男子潘岳,“何郎”则是魏明帝所青睐的“美姿仪、面至白”的何晏 ,但将二人作为翁婿,东坡应算首次。
详考潘大临家世,方知东坡此词,可谓一举多得。先看多年后张耒应潘大临之请,为其父潘鲠所作的墓志铭:
君讳鲠,字昌言……登元丰己未进士第。……娶何氏,有贤行,男二人,长大临,次大观,皆力学有文……四孙,其一男也,曰憨。
——《张耒集》卷六十《潘奉议墓志铭》
据此墓志可知,潘大临母亲姓何,潘鲠即是何家女婿。苏轼词中的“清俊潘郎,又是何郎婿”,分明是说潘大临“又”是何家女婿,潘、何两家亲上加亲,儿子再娶何家女子,就像苏轼的姐姐八娘被父母嫁给表哥程之才、王安石也受命迎娶自己的表妹一样,宋代人结亲“重母党”。大都喜欢这种模式。
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张耒与潘大临的交往中可以发现更多信息。宋哲宗崇宁元年(1102)七月,张耒因闻恩师苏轼去世,“饭僧缟素而哭”,被从颍州太守任上废黜,也被编管在黄州 。那时苏轼所经营的东坡,已成潘大临的寄生之地,张耒在黄州,有《四月一日同潘、何小酌》等诗,其中的“潘”便是潘大临,“何”当为潘氏亲戚,极有可能就是与潘大临一同被列入《江西诗社宗派图》的何斯举 。上面引文中特别提及潘鲠惟一的孙子“潘憨”,就是潘大临的儿子,这个“憨”字,应为“潘郎又是何郎婿”的另一个注脚 。
说到这儿,就要触及问题的关键,东坡《蝶恋花》词中的“回首长安佳丽地,三十年前,我是风流帅。为向青楼寻旧事,花枝缺处留名字”,正是在酒宴上对潘大临“戏说”自己的往事,并以此祝愿潘大临能够金榜题名、蟾宫折桂。
苏轼与弟弟苏辙嘉祐元年从眉山进京,秋天参加开封府解试,名列第二;次年参加礼部春闱,因欧阳修担心苏轼的试卷是其门人曾巩所为,抑为第二;复试为春秋对义,苏轼名列第一,主考官欧阳修在致随员梅尧臣的信中说:“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他出一头之地,可喜,可喜! ”从此天下“文风为变,苏氏文章,遂称于时 。”苏轼以“风流帅”自称,可谓名副其实。从嘉祐元年(1056)到元丰七年(1084),首尾相加为二十九年,加上他预祝潘大临在明年中进士,那么前后时间,恰好符合“三十年”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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