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3月27日，总统把所有农业信用机构——包括联邦农业局、农业贷款委员会以及RFC的某些职能部门——合并到了一起，组成了农业信贷管理局（FCA）。其主要目的是帮助债务缠身的农民按比例缩减他们的抵押贷款并支付利息，结果是（在总体经济复苏的支持下），到1936年3月10日为止的一年时间里，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贷款只有2%，而相比之下，1933年这个比例是3.9%。
1933年5月12日，农业调整法案（俗称“三A法案”）开始了农业经济的新时代。为了提升价格，该法案规定了7种基本农产品——小麦、玉米、棉花、猪、稻米、烟草和牛奶制品——的“调整后的产量”，后来在某种政治压力下，又增加了另外9种农产品。自愿与政府结成合伙关系以减少过剩并因此提高剩余产品的市场价格的生产者，都会根据他的受限配额而得到“利润补偿”。比小规模种植者反应更迅速的大规模种植者，比目不识丁者手脚更麻利的知书识理者，都在这一计划的后面排好了队。1933年初夏，农业部门的代理人走进了数百万农民当中，宣传作物产量控制的福音，直到非国教徒对汹涌澎湃的皈依者感到不安。终于，集体行动蔓延到了农业社群，人们普遍认识到：营销问题眼下比生产方法更加至关重要。
就好像要把他们新的信仰提升到英雄的高度来加以检验一样，AAA要求几百万生产者做一件违背他们最深刻本能的事情：毁灭他们的劳动果实。1933年夏，南方棉花种植者正准备从4,000万英亩的土地上收获一次大丰收，这意味着至少有1,600万捆棉花被添加到近几个收获季所留下的庞大库存当中。虽说阻止种植已经为时晚矣，但AAA还是派出了22,000个代理人（主要是志愿者），劝说农民把他们四分之一的种植面积翻耕掉，作为回报，农民们将得到每英亩6～20美元的现金。他们同意了，翻耕了1,000多万英亩耕地。
新闻媒体报道，当南方的骡子（它们被训练得习惯于在两行棉花之间行走）拉着毁灭之犁从棉地走过的时候，它们拒绝踩踏正在生长的棉花。骡子的主人起初似乎更温驯一些，但到了第二年，事实证明他在签约限产时也有这么倔强——他希望能够收获正在上涨的价格所带来的利润——以至于国会不得不在1934年通过了班克黑德棉花控制法案。通过对超出种植者配额的纤维制品征收重税，该法案把一项强制措施引入到了AAA；它的伙伴、克尔－史密斯烟草控制法案，对南方的另一种原材料的生产过剩征收了类似的重税，1933年也对它执行了类似的翻耕措施。
1933年，小麦歉收的前景使得这种农产品免于被毁，但在种植玉米和养猪的地带，两美元一头猪的灾难性前景，加上第二年春天的玉米减产计划，决定了600万头小猪和种母猪在劫难逃。农业部长亨利?A. 华莱士写道：“公众不喜欢宰杀猪仔的想法，这是预先就知道的定论。”华莱士从前是爱荷华州一份农业杂志的编辑，后来从共和主义皈依了新政。尽管他把毁灭农产品视为“对我们的文明所作的一个骇人听闻的注释”，并发誓绝不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但他还是感觉到了：令人绝望的形势，为孤注一掷的疗救措施提供充足的根据。新政参与者们认为，比起1930～1932年间“翻耕”掉数以百万过剩工人的工业政策来，有更正当的理由为农业限产辩护。
这次大屠杀产生了1亿磅腌肉，是政府掏钱加工的，并通过联邦剩余救济公司分发给了失业家庭。同年秋天，该公司购买了1.6亿蒲式耳小麦，被磨成面粉分配给被救济者。1934年，在24个遭受旱灾的州收购了700多万头牛。尽管被翻耕掉的棉花当然是不可恢复的，但联邦政府库存的棉花被加工成了褥子和衣服分发给了失业者。到1935年末，这家机构为了诸如此类的目的共花掉了3亿美元。
1939年5月，一个被称做“食品券计划”的项目，从纽约州的罗彻斯特市开始实施，到1940年末传播到了100多座城市，该计划旨在把过剩的水果、蔬菜、猪肉、黄油和鸡蛋分配给贫困的消费者。接受救济者每购买一张价值1美元的橙色券，就可以免费得到一张价值50美分的蓝色券，可以凭后者（最终被政府赎回）到食品店换取眼下被指定为“剩余农产品”的商品。类似的“棉花券计划”于1940年5月从孟菲斯市开始，一直只是地方性的。剩余农产品的这些五花八门的用途，往往被AAA的反对者所遗忘，而只是一味地批评它的财政补助和统一管理，以及它在1933年的破坏性割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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