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先生右臂风湿,害了数年,去年(一九六四)一度发得很是厉害,读者先生也有介绍药方的,后来还是贴膏药暂时止住,但固未根除也。而自去岁腊月,又害肚胀。肚胀在小伙子身上,不过小病,用手揉揉,放两个响屁,也就豁然而愈,不过该被胀之肚如果属于老头,而又一连四月不消,腹大如鼓,下垂如石,恐怕是有点玄妙。二月间便去台湾疗养院检查,迄今为止,好像有癌的现象,哀哉。我哀哉当然是怕死,其实即令不怕死也照样哀哉,盖生殖率增高,死亡率降低,正是促使人口问题日益严重的因素之一,如果各位同胞不到二十岁就一律伸腿啦,则何至劳动立法委员乱撒绊马索乎?
我是没有“公保”的(“公保”真是政府的无量功德,成为一种安定社会强大力量,不知道是哪一位官员当初有此构想,并努力推广的,大家真应为他立长生牌位),所以每次看病,心里都七跳八跳,怕洋医生开药开得太贵。有一天早上,看病的人很多,走廊上一片愁云,对面坐着一位中年妇人,看她年纪,大约三十,却脸黄肌瘦,蓬头垢面,我穿着棉袄还抵挡不住过道上的凉风,而她只不过一件单衣,下面赤着双脚,索索发抖,怀中抱着一个干柴般的孩子,孩子干柴的身上长满了红斑,她一面哭泣,一面向过往的护士小姐哀告曰:“我没有钱给孩子看病怎么办?我没有钱给孩子看病怎么办?”大家一齐看着她,默默无语,大概不知道应如何插嘴才好。柏杨先生听她河南省口音,忍不住问她怎么回事。呜呼,她的丈夫在大同中学堂当工友,一月只三百元,而她却有八个孩子,第八个孩子生的时候动了手术──连生产费都是疗养院副院长特准免收的,而如今那位好心肠的副院长走啦,她的肠子竟和输卵管黏在一起,发炎不止,医生要她开刀,不开刀只有死,但开刀要两千元,她哪有两千元哉?偏偏最小的孩子身上又长出可怕的斑点,每次看病,她都一路哭来,再一路哭去,盼望能像做梦一样再遇到那位副院长。所以已陷于歇斯底里状态,半疯半傻,眼前一片苍茫,只有绝望、痛苦,没有前途,没有远景。
我老人家当时记下她的住址,想去她家看看,可是因尊肚胀痛不止,没有去成,就把此事告诉记者朋友张震先生,他第二天便按址前往,回来后写了一篇专访,刊于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自立晚报》,我想读者先生都看到了矣,为了也许有人没看到,原文抄录于后──
题标曰:“多子非为福,生活逼坏人。结褵十载,八子临门,食指浩繁,不堪其苦。”
文曰:“(本报专访)在大同中学操场的一角,有一座用竹子扎成矮矮的房子,里面蜷曲着一位三十四岁的河南籍妇人,一位四十七岁的山东汉子和五个十岁以下的孩子──那是由爸爸、妈妈、儿女们组成的一大家人家。然而,这个家庭,却因为吃饭的人多,赚钱的人少,生活失去了均衡,整天笼罩在一团穷困的烟雾中,一天、一月、一年,夜以继日地在跟贫困和疾病搏斗,一直悲苦地挣扎残喘在饥饿的领域里。不过,他们却渴望着有一天,能够爬出那种坎坷的漩涡!”
专访继续报导曰:“这个喘息在逆境中的家,男主人叫李桂林,在大同中学当校役,每月薪金三百一十元新台币,另外还有五十四斤大米;女主人名胡乃英,在家里长病,和生孩子。说她长病,一点不过分,因为十年以来,没有一天,她不在病魔的缠绕下活着;说她生孩子,那她可真会生呢!平均不足一年零四个月,便生下一个,称得上是一位多产的妈妈。且看她的生产纪录──
一九五四年,生下了长女玉凤。
一九五六年,生下了长子玉山。
一九五八年,生下了次女玉华。
一九五九年,生下了三女玉琴。
一九六一年,生下了次子玉水。
一九六二年,生下了四女玉莲。
一九六三年,生下了三子玉海。
一九六四年,生下了五女玉×。
“说也奇怪,这些小宝贝,一个长得比一个乖;看起来聪慧、伶俐、活泼,美丽得像一群从天国里来的小天使。然而他们却由于爸妈的穷困,因而享受不到家庭的甜美和爸妈的慈爱。像三女玉琴,次子玉水,以及还没有取名便被人抱走了的五女,均先后为了家庭的贫困,送给别人,使那三个小宝宝,在懵懵懂懂的时候,便饱尝着失去亲情的痛苦了。
“那三个无辜的孩子,和这个被穷困所威胁的家庭,便是由于中国‘多子,多孙,多福寿’的观念,造成的惨淡局面。
“‘多子多孙’的观念,也许在某一时代的农业社会中是适合的,但在台湾,这样人口密集的地区,又是在一个半工业化的社会里,一个经济薄弱的小家庭,如漫无止境地添人进口,确是生活上的一大威胁!
“‘你们怎么不节育呢?’记者问。
“……”那对被生孩子、养孩子、和教育孩子磨折得枯萎干枯的夫妇,茫然不知所对。
“然而,他们终于从痛苦中摸索到解脱的办法了。女主人胡乃英微喟着说:‘在我们生最后一个孩子时,请医生给“扎”了。’(扎住输卵管)‘可是,’这位多产的妈妈又解释说:‘虽然我们不会再有孩子了,但目前我们五个孩子,还是没法过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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