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人复姓西门，单讳一个庆字。他父亲西门达，原走川广贩药材，就在这清河县前开着一个大大的生药铺。现住着门面五间到底七进的房子。家中呼奴使婢，骡马成群，虽算不得十分富贵，却也是清河县中一个殷实的人家。
——《金瓶梅》第一回
两个正在美处，只见玳安儿外边打门，骑马来接。西门庆唤他在窗下问他话。玳安说：“家中有三个川广客人，在家中坐着。有许多细货要科兑与傅二叔，只要一百两银子押合同，约八月中找完银子……”西门庆道：“你不知，贼蛮奴才，行市迟，货物没处发兑，才上门脱与人。若快时，他就张致了。满清河县，除了我家铺子大，发货多，随问多少时，不怕他不来寻我。”
——《金瓶梅》第十六回
西门庆坐着，从头至尾问妇人：“我那等对你说，教你略等等儿，我家中有些事儿，如何不依我，慌忙就嫁了蒋太医那厮？你嫁了别人，我倒也不恼！那矮忘八有甚么起解？你把他倒踏进门去，拿本钱与他开铺子，在我眼皮子跟前，要撑我的买卖！”
——《金瓶梅》第十九回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镇经济的兴盛，一个新生集团诞生。官商作为明朝社会新生商人集团逐渐崛起。官商是一个特殊的名词，明朝中后期，出现了这个官商的利益集团，他们既从事商业上的买卖，又在朝廷之中担当职务，如此一来，官与商的界限不是十分明显。而官商的出现，也有它的社会背景和影响力。说到明朝，一定会提到明朝中后期出现的经济新形式——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伴随着明朝社会江南地区丝织业的发展，一种新型的劳工关系应运而生。而这种经济形式的出现，也是与手工业的发展，经营模式的转变有关系的。
明朝最出名的是徽商。徽商是我国明朝时期最大的商人集团，这个商人集团居住在我国安徽省歙县、黟县、婺源、徽州一带，所以人们称为徽商。
安徽徽州，山多地少，明朝时，赋税徭役苛重，人民生活困难，不得不到外地去经商谋生；徽州出产的纸、茶、木器、漆玉、陶瓷、砚、笔，变成了徽州商人资本的物质基础。徽州商人资本活动的范围，主要在长江流域，当时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可见徽州商业资本已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后来这些商人资本的活动达到了山东、河南、陕西、河北、辽东、广东、福建等地，有的甚至经商到海外。
徽州商业资本经营的行业十分广泛，除了垄断盐业经营之外，还有粮食、茶叶、木材、典当、棉布、丝织品、书籍、墨砚、仓库、旅馆业等等；徽商同时还经营金融业，接受存款。徽州商人还投资搞铁冶、浆染、陶瓷。他们的经营活动带有明显的寄生性和野蛮性：发放子母钱，进行高利贷剥削；还役使僮仆、伴当(实际上就是雇工)。这些剥削手段，对促进徽商的资本积累起了较大的作用。
还有就是西商，我国明朝的这个商人集团，居住在我国陕西、山西一带，所以人们称为西商。陕西、山西商人集团主要经营布匹、粮食、茶、马、食盐，商业活动范围大体上是，输粟于边塞，治盐于淮阳河东，贩布于吴越，运茶于川蜀，有的甚至达到湖广、河南、河北、山东、辽东等地，陕西、山西商业资本经营的行业，主要是供应军需，投资产业少，官僚资本多。据史书记载，公元1573～1619年，也就是明神宗万历年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安徽徽州)：江北则推山右(山西)，新安大贾……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转贩……其富甚于新安”。以上这段文字充分说明了当时西商的富有。据史书记载，徽州商人资本，大富户拥有资产百万以上，即使是中富户也有二三十万。
明朝万历年间，徽商开典当铺的人最多，另记载，仅河南一个省，就有213家之多；其余在南京、淞江、湖州、嘉兴等府都有徽商开设的当铺：明朝末年，北京地区有一姓汪的徽州商人，家有资财数百万，开设了几十家典当铺。这两大商人资本，采取各种手段，盘剥重利，累积财富。史书记载，这些商人用高利贷盘剥手工业和农业，商人资本经营糖房业，春以糖本分予蔗农，冬收其利；商人资本在河南、江苏等地农村，春时出母钱贷下户，秋时加倍收子钱。嘉靖年间号称天下巨富的无锡邹望、安国二家，既是大商人又是大地主，以地租、利息、商业等剥削手段相结合，榨取手工业者和农业生产者。我国明朝商人资本的发展，在历史上有它的实用性和进步的一面，主要表现在当时有促进社会小商品生产发展的作用，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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