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水浒》中的隐退，也是对统治者罪恶的揭露和控诉。招安后的水浒英雄，他们抗辽国、征田虎、擒方腊，出生入死，为统治阶级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这样"不计生死，赴公家之难"的英雄为什么就"不能达九重"，而不得不隐退呢？为什么"全躯保妻子的"尽可残害忠良而逍遥法外呢？招安前，统治者对义军残酷镇压，当然表现了统治者的残暴。招安后，统治者采用了更为阴险毒辣的手段来残杀义军。他们或是怀私恨，以莫须有的罪名来剥夺官诰，或者下水银、慢药等毒药来残杀义军头领。很明显，作者这样处理，是对至高无上的封建朝廷的深刻揭露和鞭挞，是对统治者暴行的有力控诉。
最后，《水浒》中的隐退，还寄托了作者对义军东山再起的愿望。早在太湖榆柳庄上结义时，费保就寻思，今后与李俊一起到江海内"聚集几多水手"，干一番事业。李俊在费保的劝说下，也决定"别立化外之基"。这就是显示出义军东山再起的端倪。这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陈忱在《水浒后传》中，将隐退的英雄又组织起来，绘声绘色地描写了他们的又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当然，在今天看来，在这些隐退了的英雄身上，进取与退却，聪明与糊涂等性质相反的因素是交织在一起的，这就造成了《水浒》中隐退思想一定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这些缺陷不能抹杀《水浒》隐退思想的积极意义。《水浒》的隐退思想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我们只有把它放在它产生的那个时代，才能做出科学的评价。我们完全可以说，《水浒》作者对隐退的描写是《水浒》中的又一民主精华。是《水浒》的又一重大思想内容，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其积极意义的。这正是作者对这一问题认识的高明之处，说明作者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
97梁山英雄排座次的原则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等级观念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在农民起义队伍中也摆脱不了等级观念的影响。特别是在革命成功之后，权利再分配更是起义领袖们棘手的问题，他们往往因权利分配不当致使艰苦奋斗夺得的江山一朝失落，1856年太平天国的杨韦事件就是一例。梁山好汉也是生活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等级观念在他们头脑中也必然有所反映。晁盖、吴用上梁山之初，在谈及林冲座次时，吴用不是认为"理合王伦让这第一头领坐，此合天下之公认"，对梁山王伦座次排定不当的不满吗？而林冲自己不也表示过，王伦"是个落第腐儒，胸中又没文学，怎做得山寨之主"的愤慨及自己"因犯下大罪"，投奔他处无门，"不得已而坐了第四位"的抱怨吗？然而，这些出身、职业各异，性格、才智有别的好汉们，在晁盖、宋江入主梁山后，多次排座次，虽座次有先后之别、尊卑之异，但居然没有一人对此有异议，这的确是少有之事，也足以说明梁山排座次是大有学问的。
梁山众好汉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目标，他们聚居梁山，这就形成了一个人才的群体。如何使这个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目标一致、同心同德、紧密团结、互相激励、各展其能，这必然是梁山寨大头领所必须及时考虑的问题。梁山寨中多次排座次，正是大头领们根据这人才群体的不断壮大，所进行的人才重新组合，借此来调整这个群体结构内部的矛盾，使之有序化、合理化。正因为调整的及时、合理，所以在梁山事业发展中，从未因权力分配、人才任用产生矛盾，反而促进了内部的团结。那么，梁山寨是怎样排座次的呢？它所依据的原则又是什么呢？这就值得我们去研究。要研究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结合原著，对几次排座次进行简要分析，才能了解其轮廓。
水泊梁山第一次座次是王伦排定的，时值林冲上山后，王伦自己为尊、杜迁第二、宋万第三、林冲第四、朱贵第五。王伦排座次的原则是什么呢？《水浒》第十一回"林冲雪夜上梁山"里，王伦一段内心独白交代得很清楚：这就是以上山先后为序，其余不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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