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北大52周年的会上，傅斯年曾认为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他曾笑着批评蔡元培和胡适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等到傅斯年去世后，胡适慨叹："过去只有一个人有资格骂我，他就是傅孟真。现在他走了，我连骂声也听不到了。"是啊，傅斯年的那股子直言不讳的豪侠气概确实令认识他的人感到敬佩，他是20世纪的现代士大夫。可惜，自这头"倔牛"之后，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
身殉台大的最后时光
这是一个寒气透骨的冬夜，台大的校园里静悄悄的，学生们都早早下自习回宿舍了，耸立的教学楼群被夜的浓黑所笼罩，只有校长室里还透出零星的灯光，那是校长傅斯年又在加班了。傅斯年穿着一件臃肿的厚棉袍，在烟雾缭绕的办公室里伏案写作，秘书那廉君在旁边整理着文件。傅斯年明天要参加两个会议，会议上的发言稿刚完成，他舒然地搁笔伸展筋骨，点燃烟斗，痛快地猛吸一口，烟雾在空中散落化为乌有。
楼下看门的大爷已经不耐烦了，不止一次地蹒跚着上来又下去，想催促这位勤奋过头的校长早点回去，好快点在这么冷的天里钻热被窝。却又见傅斯年忽而又若有所思地铺开稿纸，在氤氲的烟雾中提笔埋头在涂抹着。老大爷只好悻悻地走开，回到楼下传达室无聊地等待着。
原来傅斯年前几天收到一个叫洪庆章的学生的来信。作为一校之长，傅斯年的原则是答复政府公文可以让秘书那廉君代笔，但学生们来信他都是亲自动笔，以示对学生的尊重。今晚忙完公务后猛然记起，想必他怕学生等着急了，所以就迫不及待地回信了。
这一幕其实是傅斯年在台大工作的很普通的一个晚上。自任校长来，无论是炎炎酷暑还是刺骨寒冬，台大校长办公室的灯总是最后熄灭。楼道锁门的大爷在每次不耐烦中逐渐习惯了校长的"生物钟"，而傅斯年的司机自从跟了他后，晚餐都包在福利社了，因为总是饿着肚皮等还不如吃点快餐。这样的日子自傅斯年任校长来已持续了一年多了，几乎每天晚上他都要熬到12点才能休息。
有段时间傅斯年左眼血管破裂，读书写作都受到很大限制，他就捂住左眼写字。在读书写字已非常吃力之下，他不得不与秘书那廉君合作。由他来口述成句，那廉君记下话语大意。傅斯年有时为了加强语势，手就拿着烟斗作指挥，而那廉君则埋头伏案挥笔不停地记录。一个出口成章地滔滔不绝，一个不断地奋笔疾书，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
后来为了工作方便，傅斯年干脆让那廉君搬到自己家里客房住下。那廉君时常半夜被傅斯年叫来写东西，因为一旦有创作欲望，傅斯年就坐卧不安。他俩合作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傅斯年为台大大一学生国文课本写的序，这篇文章很特别，全是用菜肴作的比喻，红烧肉、炸丸子……好多让人垂涎的美味都写在文章里，乍一看犹如一个花样翻新的菜单。傅斯年到台大后，在身体日渐衰落下，很多文章都是这样完成的，比如《台湾大学国文选拟议》、《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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