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7年的巴黎研讨会上，彼埃西维奇谈到基耶斯洛夫斯基时或许脑海中想到的正是《红》：“我们害怕他，不过我这里说的害怕并非指那种恶意。他是个法官，一个好法官，很好的参照物。”而导演自己在谈到法官这个角色时也显得很坦率：“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他反映了我的世界观。所以我经常说《红》与我自己很接近。”不过他也补充道，“但是瓦伦蒂娜对人对事的那种天真目光在我身上也有……你可以认为这两个人物对立的立场其实都是我的。”［14］伊莲娜·雅各布也有同样的想法：“这两个人物间的对立，对应的正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内心的一个疑问：年轻的希望如何与成熟的经验共存？”［15］
千年来临之际，《三色》似乎来得很应景：在这充满种种错误的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基耶斯洛夫斯基影片中的人物终于为我们带来了富有同情心的一幕。有个形象在三部影片中都曾出现：垃圾回收筒边的老年人，这对田纳西·威廉姆斯所说的那种“陌生人的仁慈”提出了考验：《蓝》中的朱丽没看见那个想把瓶子塞入垃圾筒的老女人，《白》中的卡洛看到了但熟视无睹，而《红》中的瓦伦蒂娜却伸出了援助之手。在1994年的纽约电影节上，基耶斯洛夫斯基解释了这一场戏：“我要说的就是，‘你可以帮助一位年老体弱、没法把瓶子扔进垃圾筒的女士’。它提醒我们，某一天，我们自己也会老到没法把瓶子塞进垃圾筒。”瓦伦蒂娜帮助老人的行为既是为她自己，也是为法官在做救赎：和观众一样，他也被瓦伦蒂娜简单、善良的举动所触动。瓦伦蒂娜的举动充分印证了彼埃西维奇的简短阐述：“《红》是一部反对冷漠的电影。”［16］
尽管《红》没能在1994年戛纳电影节上获得评委的赏识——很多影评人与电影人说起此事都会用上“丑闻”一词——但却在美国上映时获得空前成功。和许多影评人一样，凯尔也用高度赞扬的华丽辞藻表示了对《红》的欣赏：他将三部曲称为“重建和谐的史诗”，称赞“基耶斯洛夫斯基令整部影片向着一个交汇点，一个华丽的高潮发展。影片的叙事犹如宇宙中的行星连线般耀眼夺目”［17］。《红》被美国全国影评人协会和纽约影评人协会选为年度最佳外语片，还在奥斯卡上获得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和最佳摄影三项提名，这对外国电影和外国电影人来说实属罕见。
在法国，《红》令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欧洲最重要的电影人”——阿涅斯·佩克语——的地位不可动摇，阿涅斯·佩克提出的三点理由是：
首先，他是中欧文化传统的继承者，这一文化传统善于针对重要的存在主义命题——爱情和死亡、机遇和命运——提出疑问，将美学和知性反思结合一体。第二，他传递的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而非形式上的道德准则或意识形态，他对相对性和暧昧性有着敏锐的感觉，善于向观众提出有关当下的问题。最后，对他的作品的多层次读解为我们带来一种知性的喜悦——其心理学和道德层面上的细致程度绝不亚于文学作品，除此以外，他的电影本身就有着一种罕有的感官愉悦。
基耶斯洛夫斯基没能活到老得扔瓶子都困难的年纪，1996年3月13日，在一家华沙医院接受并非急需的心脏手术后，他去世了。劳累的他之前已经退休，但还在洛兹电影学院和卡托维兹电影学院任教，他比自己三部曲中的人物多走了一步：他从这可见的世界抽身而去，留下身后鬼魂般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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