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静和母亲、姐姐、姑姑的来往都很疏落，又生性木然，对许多事的记忆不是从别处（比如表哥）听来的，就是从张爱玲自己的文章里理清的思路，事实上到底是怎么样的，其实早已记忆不清，很多时间与事件都含糊。
因他提及黄逸梵1939年去新加坡，后文接着便是1946年回国，使我一直错以为这期间张爱玲与母亲是不可能见面的。
然而也曾产生过一次怀疑，就是张爱玲1976年出版散文集《张看》时在自序里写过——她在港大时，有一次炎樱说她爸爸有一位朋友在香港，请看电影，拉着爱玲一起去。那朋友是个帕西人，原本只买了两张票预备自己和炎樱看的，见到张爱玲，立刻窘起来，把票塞在炎樱手里，又将一包煎面包一并塞给她们，便转过身匆匆地走了。爱玲心里很不是滋味，看着电影，不知所云，吃着面包，也如同嚼蜡。
后来炎樱给她讲起了那帕西人的故事，说她小时候住在香港，有个邻居麦唐纳太太，嫁过几次，有许多孩子，同这帕西人认识，闹着要给他做媒，硬要把大女儿宓妮嫁给他。帕西人也愿意，可是宓妮不愿意，宓妮那时只15岁，还在读书。她妈妈骑在她身上打，硬逼着嫁了过去。22岁就离了。
爱玲立刻想起妈妈来——也是被迫结婚的，也是一有可能就离了婚。
后来她终于见到了那个宓妮，是在一间广东茶楼，宓妮请炎樱吃饭，她做陪。第一次吃到搁糖的菊花茶，清苦，甜香。她看着宓妮，想着她和妈妈相同的身世，不自觉地从她的脸上读到了妈妈的轮廓，一样的高鼻深目，薄嘴唇。她着迷地看着，十分倾慕，一顿饭吃完了，仍然觉得像。
她写道：“炎樱见过我母亲，我后来问她是不是像，她也说‘是同一个典型’，大概没有我觉得像。”
——当时我觉得奇怪，炎樱是什么时候见到她母亲的呢？直到看了1984年8月3日香港《明报》刊出《倾城之恋》上片特辑，见到张爱玲写在《倾城之恋》公映前夕的一封短信，才恍然大悟——“珍珠港那年的夏天，香港还是远东的里维拉，尤其因为法国的里维拉正在二次大战中。港大放暑假，我常到浅水湾饭店去看我母亲，她在上海跟几个牌友结伴同来香港小住，此后分头去新加坡、河内、有两个留在香港，就此同居了。香港陷落后，我每隔十天半月远道步行去看他们，打听有没有船到上海。他们俩本人予我的印象并不深。写《倾城之恋》的动机——至少大致是他们的故事——我想是因为他们是熟人之间受港战影响最大的。有些得意的句子，如火线上的浅水湾饭店大厅像地毯挂着扑打灰尘，‘拍拍打打’，至少也还记得写到这里的快感与满足，虽然有许多情节已经早忘了。这些年了，还有人喜爱这篇小说，我实在感激。”
这里藏头露尾地写着“她在上海跟几个牌友同来香港小住，此后分头去新加坡、河内”，这“几个牌友”里必也有那位男朋友；黄逸梵是从香港去的新加坡，而不是自上海出发；是珍珠港那年也即1941年出国，而不是张子静说的1939年——当然也有可能她1939年去新加坡，又回来了，这年又去。不过那时候交通没这么容易，应该不会在短期内来来去去。还有一种可能是张爱玲记错时间，因为下意识地绝记忆。
张爱玲对这段往事讳莫如深，有两种可能，最合理的一种自然是古老礼仪中，子女对母亲的情事自当三缄其口，非礼勿言；另一种猜测则是张爱玲在骨子里大概还是认定从一而终这件事，所以她一方面赞成母亲离婚，另一方面却又不以母亲的男朋友为然，为了回避这个，甚至连母亲赴港小住这段事也不提。
然而大家闺秀的矜持，理当如此。倒是张子静多年后揭穿这件事，虽然对后世“张迷”的考证有益，却似乎是不大孝的。4
用张爱玲的文字来形容张爱玲的文风，最好的比喻莫过于“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华美的袍”，而且是真丝的华袍，她的文字就有这样的柔美，切肤之感；“爬满了蚤子”，这是她笔下的人生，琐屑的真实的烦恼，同样有切肤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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