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纳 比沃先生果然身手不凡。他首先拿让一路易?居尔蒂斯开刀，对他说：“您在书中大谈彼埃尔?博努瓦，令人颇感惊讶。”接着，他问罗伯一格里耶是否读过彼埃尔?博努瓦的书，答曰“不曾”；又问索莱尔斯，回答是否定的微笑。比沃先生单刀直入，的确触着了一根敏感的神经。彼埃尔?博努瓦是战前十分活跃的一位小说家，极擅长组织情节、营造气氛，其代表作有《大西岛》、《德?拉菲尔德小姐》等。居尔蒂斯在书中叙述自己的阅读经验时，相当细腻地分析了博努瓦讲故事的卓越技巧，而这是新小说派的作家们弃之若敝屣的。居尔蒂斯先生居然敢于承认他钦佩一位今日已被遗忘的作家，的确是“令人颇感惊讶”，而这自然也和他一贯非议“新小说”的立场有关。贝尔纳?比沃提出彼埃尔?博努瓦，就等于开辟了一块战场，让居尔蒂斯和罗伯一格里耶打一场遭遇战，使电视机前的观众大饱眼福。不料居尔蒂斯竟不肯施展他那尖锐而不失忠厚的讽刺，只淡淡地说了几句，其大意是“新小说”的走红与消费社会的出现有关。罗伯一格里耶似乎并未首肯，他的意思是不要把“新小说”限制得过死，并再次强调小说形式的重要。面对新小说派的主将罗伯一格里耶和当年“新新小说”的倡导者索莱尔斯，贝尔纳?比沃当然不肯轻易放过，然而这两位似乎无心恋战，只说“新小说”已成历史，尽人皆知，不必旧事重提。不过，罗伯一格里耶指出，新小说问题总是在某个时候被提出，说明它已经在历史上占有一页，言下颇有自得之意。问及迪伦马特，则对曰：法国人历来喜新厌旧，什么东西都要冠以“新”字。关于索莱尔斯的书，尤其是书中的色情描写，罗伯一格里耶说没有什么看法。贝尔纳?比沃此时双手一扬，半是怀疑半是揶揄地说：“哈!伟大的罗伯一格里耶居然没有看法!”迪伦马特咕噜了一句：法国是色情玩意儿的仓库。引起了一阵哄笑。罗伯一格里耶和索莱尔斯显然有前嫌未释，他说今晚是两年以来第一次向索莱尔斯问好。”早就听说法国文人每有因观点的歧异而交恶者，所渭“道不同，不相谋”，这也许是个例子吧。关于罗伯一格里耶和迪伦马特的书都说了些什么，我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总而言之，贝尔纳?比沃的节目是成功的，而罗伯一格里耶和索莱尔斯的表现却是令人失望的，观众本指望听到他们的一番唇枪舌战，却不料他们仅止于彼此问好。演播结束后，电视台薄备酒水，主持人、协作者、被邀的作家和旁听者可以一杯在手，自由交谈，我就是这时和贝尔纳?比沃先生订下约会的。
贝尔纳?比沃先生刚从瑞典回来，因天气骤变而有些感冒，脖子上围了一条丝围巾。看到他这般模样。我实不好意思再去打搅他，好在他再三声明只是微恙．不妨碍谈话。纵使“不妨碍谈话”，我自知应该尽量简短，于是就径直问他，作为文学批评家，对法国文学批评的现状有何看法。不料他竟一本正经地答道：“我不是文学批评家，我只不过是个记者而已。我一向把批评家看得很高，而我自知才疏学浅，所以不敢高攀。”
我一时竟险些语塞，当然，我是不能让他就这样把门封死的：“可是您在电视里谈书，在您的刊物里谈书，谈书的人不是批评家又是什么?按照阿尔贝?蒂博岱的分类，文学记者正是批评家中最有生气的一种哩。”
他笑了：“我操记者之业，又经常在谈书，当然不会没有看法的，不过我的看法显然是不全面不系统的。说到文学批评，法国目前有两种，一种是大学教授的批评，一种是新闻记者的批评。前者是一些专门的研究，出版的书往往印数很少，有些研究成果甚至不公开出版，因此广大公众无缘接触，或竟不知道。这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批评，但不是报纸杂志的关心所在。这类批评有时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往往是因为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例如60年代初罗朗?巴尔特和莱蒙?毕加尔之间关于新批评和传统批评的论战，或者是因为记者们从罗朗?巴尔特的批评中发现了某种天才的东西。就我个人而论，我对那种把一根头发分成四瓣的批评不感兴趣。新闻记者的批评则是面向广大读者的，是一种情绪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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