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代表在北平的常驻是中共中央在南京以外的第二个对外窗口。有许多中外朋友来访问叶剑英。我常协助"参座"（我们在内部半开玩笑半严肃地学国军这样称呼叶帅）在景山东街丁2号的叶公馆接待他们。
驻北平执行总部中共方面的同志同我党派驻南京的谈判机构--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南方局（设在南京梅园新村40号）以及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设在上海马思南路107号）也有些事务性联系。记得1946年8月，中央来电报要我去南京给周恩来同志的办事处带些活动经费，并请马海德顾问陪同前往。有个美国人同行，比较方便。我穿了一件专门缝制的背心，里面缝入了一百个小金锭(每个金锭为二盎司)。我们乘坐执行部的班机先到上海。在上海，去看望了廖梦醒和王安娜等老朋友，然后乘火车到南京。进入梅园新村周公馆后，我把背心脱下来交给主管财务工作的赖祖烈同志。他逐个地掂一下金锭，仔细地数数。突然他说，不对呀。我赶忙上前，想弄个明白。这时他说，怎么多出一锭来了？啊！我说，是生了小金锭了吧？在场的宋平同志和大家都会意地哈哈大笑起来。我们随后去拜见周副主席，向他汇报北平的情况。
在北平，我们同联合国救济总署和解放区救济总署的官员有较多交往。在他们的支持下，解放区得到了一些药品、医疗设备和恢复农业生产用的拖拉机。但这些物资只占救总给中国物资的1%。我同出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的联合国救济总署驻北平代表美国人詹姆士·格兰特先生很谈得来。他不但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且友好热情，认真负责，很重视对解放区的工作。他在20世纪80年代任联合国儿童基金的执行主任，对我国有效的防止小儿麻痹症等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叶帅宴请的外国朋友中有一位救济总署的医务官，加拿大籍医学博士铁尔生·哈里逊。他多次将救总和由宋庆龄创立的中国福利基金募集的医药和器械(每批约有五十吨)，在解放区救济总署的伍云甫、林中等同志陪同下，从上海总部押运至解放区的邯郸市。
军调部国共美三方的斗争
马歇尔被派到中国来进行国共之间的调停，不论他主观上是否力图保持中立，实际行动上是来劝偏架的。他常常提醒美国军人说，他们美国是支持国民政府即蒋介石的。在关键时刻，他替国民党说话。1946年3月4日，在三人小组视察七城市之行到达延安时，毛泽东亲自接见并主持会谈。那次我担任翻译。在谈判桌上，马歇尔遵照蒋介石关于切断中共与东北联系重要通道的要求，提出要中共军队撤出赤峰，被毛泽东断然拒绝。
执行部三委员发布的和字第六号命令具有重要意义。其内容为：为彻底停止冲突，政府及中共军队必须停驻于1946年1月13日下午12时整所在之位置，任何部队曾越过上述位置者，应立即退回；任何指挥官如不遵令，将以违反停战令论罪。
为调处各地军事冲突，军调部向冲突地区派遣了执行小组。在半年多的调处斗争中，总部先后向各地派出了二十九个执行小组。
第一执行小组被派往绥远（现为内蒙古）的集宁市。该市在停战令规定的时间之前，即1月13日晚12时前就已经在解放区军队手里。国民党军队在停战令生效后强占了该城，后又被中共部队夺回。当3月2日马歇尔、周恩来和张治中三人小组乘坐的飞机降落集宁时，郑介民向马歇尔告状，提出集宁调处的是非问题。叶剑英当然毫不让步，据理反驳。马歇尔见国民党军大势已去，只好无奈地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日本投降后，八路军和国民党军之间立即展开了授降之争，常发生军事冲突。1945年9月，美军除帮助蒋介石从海陆空运送大量军队到华北、东北和抢占战略要地外，还出动海军占领华北各沿海港口：天津、青岛、秦皇岛，还把军舰开到烟台，企图登陆。我胶东部队于1945年8月解放烟台，扩大了山东解放区，并控制了经海上去东北的重要通道。根据中央提出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重要战略方针，控制烟台对我主力部队经海上迅速开赴东北战场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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