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语大量成为中国人的口头禅，其盛况空前最早大约是在汉唐之际。
汉唐时期几乎有一千年之久，其间所谓“汉唐盛世”更是中国历史上很值得夸耀的辉煌时代。汉武帝好大喜功。在他手上，帝国的疆域竟扩张到两倍以上，广达五百万平方公里。唐太宗雄才大略。他采纳魏徵“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建议，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果然弄得九州臣服，八方来朝。什么突厥啦，吐蕃啦，高丽啦，日本啦，波斯啦，乃至亚美尼亚、东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半岛的大食，都一拨一拨地把使者和留学生派到中国来，心悦诚服地学习中国文化。于是大唐帝国便成了世界文化的中心。
中心总是会名垂史册的。事实上现在我们使用的语言被称作“汉语”，或者被叫作“唐话”，就因为这两个朝代国力最雄厚，文化最繁荣，影响最深远，和世界的交往也最多。结果大家记得住的，便不是汉，就是唐。比如日语中当用汉字的语音有吴音、汉音、唐音三个系统。京都的京读作きよう，是吴音；京畿的京读作けい，是汉音；南京的京读作きん，是唐音。日本人渡海而来，上岸的地方是江南，最先学去的当然是吴音。汉音和唐音就有点名不副实了。所谓汉音，其实是模仿唐代中原语音的，但那时唐的名气还不如汉大，于是便被称作汉音。后来，宋元明清又不如唐，结果模仿宋元明清语音的又被称为唐音。尽管北宋当局一再要求各国改称中国为宋，却可惜收效甚微。这也怪不得人家，汉与唐，实在是“先前阔得多了”。
语言学家萨丕尔（Sapir）有句名言：语言很少是自给自足的。日本人要学中国话，中国人也要从外国人那里借语言。事实上当两种异质文化发生关系时，影响从来就很少是单方面的。就算是打架吧，也会你一拳，我一脚，你在我身上划道口子，我在你身上留个伤疤。汉开拓，唐开放，与外部世界的交通联系自然频繁。张骞通西域，玄奘求佛经，饮食服饰、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之类的东西也会跟着“搭便车”。至少是，西域既通，现成的词汇就不敷使用；佛经既得，外文的翻译就成了问题，因此汉唐两代，也就成了大量借词汇入民族公用语库，华夏民族语言大大丰富的时代。
外来文化进入中国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那些外国有中国没有的东西，不知道该怎么叫。最便当的办法，自然是人家怎么叫咱们也怎么叫，这就是音译。但那时还没有汉语拼音，便只好找些读音相近的汉字来对付。这种办法，近现代也要用的，比如咖啡（coffee）、可可（cocoa）、坦克（tank）、苏打（soda）、沙龙（salon）、逻辑（logis）。苜蓿和葡萄也是。苜蓿和葡萄都来自大宛语，在伊朗语中分别是buksuk和budawa，读起来差不多。
我们老祖宗做事，是相当认真的。虽说不过是音译，也不肯胡乱找些字来凑合，总希望不但听起来像那么回事，看起来也得有那么一点意思才好。比如葡萄原本翻译为蒲桃或蒲陶，后来几经斟酌，还是写成葡萄。因为葡萄既不是蒲（香蒲、昌蒲或蒲柳），也不是桃，更不是陶。写成葡萄，不但不会闹误会，而且还真有一嘟噜一嘟噜的感觉。
这也是中文翻译的一贯精神；信、雅、达。所以，用“可口可乐”译cocacola，用“伟哥”译vigra，便被称为“神译”。其实，雷达（radar）和模特（model）也是译得很传神的。雷达，像雷电一样迅速传达；模特，模样既好，又很独特。
不过古人的困难比我们大，可用之字既少，新鲜事物又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只好摸着石头过河。比如苜蓿就曾翻译为牧宿和目宿，琥珀则曾翻译为虎魄。但苜蓿毕竟不是放牧时睡觉或看得见的宿营地，琥珀也不是老虎的魂魄。译为牧宿、目宿、虎魄，怎么看怎么不对劲，于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发明出新字来表示。除“琥”字古已有之外（琥是古代的一种礼器，即琥璜；或信物，即虎符），珀、苜、蓿，都是专门为此发明的。后来，但凡松柏树脂的化石都叫珀，如腊珀、金珀、明珀、水珀、花珀，只有红的才叫琥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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