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 论北大   》 第38节: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4)      钱理群 Qian Liqun

  我们还是拉回来说。或许是受着五四传统的影响,这些北京大学的学子们在观察与思考中国的问题时,除了前所分析的社会制度方面的弊端之外,更关注这种制度的受动者——中国国民的反应;如前文所引,他们是把“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与“党团员的盲从成风”看作是互相关联的“三害”的社会根源的。另一位学生的文章就说得更加尖锐,他指出,“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因为一旦权力的集中者“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王书瑶:《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的教训》)对群众不觉悟状态的这种焦虑,显然是五四“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继续,这些“广场”上的北大学生把他们发动的这场思想运动称之为“启蒙运动”,大概就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他们与五四时期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前辈们之间的血肉联系。可以说,他们所要揭露、批判的,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国民性的弊病;共和国的敏感的年轻人在考察自己时代的国民精神状态时,同样面对着人的异化与自我的丧失。他们这样论述着自己的痛苦的发现:共和国初期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使人们陶醉,由陶醉进而产生迷信,以至形成了对党,国家,领袖的崇拜与宗教式信仰,制造出了种种神话,仿佛党,国家,领袖具有天然的、绝对的正确性、真理性,过去是正确的,现在是正确的,将来也就永远正确,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并且这种正确性、真理性是唯一的、垄断的,只要是不同意见,就一定是错误的,是不能允许存在的。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这种抽象的党,国家的绝对真理性、正确性,就变成了具体的上级领导,以至个人的绝对正确。在这样的绝对理念支配下,人们所能做的唯一选择只能是跟着走就万事大吉,这种无条件的绝对服从不仅是盲从,更导致了人的工具化与异化——一位青年诗人这样自责:“扪心自问,在过去,我们曾多少次说出了违心的话,做了它驯服的奴隶”(杜嘉蓁:《组织性与良心》)。而尤其让这些觉醒了的年轻人感到痛心的是,这样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一旦成为定势,就形成了“习惯的机械势力”:只要不同意领导就是思想有问题,或者可能是反党,喜欢思考或不按照规定的方式思考,就是“落后分子”,“听说是反动分子就不分皂白地群起而攻之,就这样不自觉地,机械地,反射式地,每日每时地伤害着别人与自己”(谭天荣:《第三株毒草》),“一旦有人提出新的问题,没把问题弄清楚就盲目地加以反对”(刘奇弟:《论当前的整风——民主运动》),以至“造成了对一切不懂的东西的无条件的仇恨”(谭天荣:《救救心灵》)。正像鲁迅当年面对着“无物之阵”一样,今天新中国有思想的年轻人又为这样的“习惯的机械势力”所包围,欲挣扎而不能,陷入了无以摆脱的困境。正是在这“习惯的机械势力”的支持与拥戴下,对“不合人们胃口的思想施予暴力”,竟成了精神生活中的常规(谭天荣:《我们为了什么》),这样的实现在欢呼声中的“群众专政”(这正是共和国的一个专有名词),是真正令人恐惧的。当人们欢天喜地地将自己的有头脑的兄弟姐妹送上审判台上时,他(她)们自己的心灵也受到了扭曲与损伤,“造成了不堪忍受的知识的贫乏,思想空虚和意志薄弱,造成了习以为常的言行不符和自欺欺人,造成猜疑冷酷和互相残害”———面对这样的新的国民性的弱点,一位“右派”学生领袖这样写道:“我看到了这一切,希望改变这一切,而又被那些诚实的人所反对,这件事对于我,更大的痛苦是不可想象的。”(谭天荣:《救救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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