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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者 》 玄奘西游记 》
第38节:一波三折(3)
Qian Wenzhong
因为它极有可能是李白的故乡。关于李白的出生地有很多争论,甚至也有人提出过,李白到底是不是汉人?很多人认为他已经得到了汉文化的精髓,他的作品也已经是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因此他不可能生在遥远的西域。对于这种说法,我个人持怀疑态度。因为碎叶城应该是许多民族混居的地方,李白的血统当中流淌着汉族的血液,但是并不一定是纯粹的汉人。我们过去的文学评论家讲到杜甫的时候,说他的诗是“诗史”,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的作品中有非常浓厚的汉民族忧患意识。而李白的诗歌则具有惊人的想象力,他匪夷所思的笔触,甚至带有诡异的色彩,难道他的出生地在这当中就没有贡献吗?他生活在这么一个奇异的地方,对形成李白的诗风难道就没有作用吗?我想这肯定是有的。
我们再回过头来说玄奘,他在这里遇见了强盛的突厥王朝可汗——叶护可汗。
玄奘遇到了西域最强国的统治者叶护可汗,幸好高昌王早就给叶护可汗准备了厚礼,并且写了一封信,恳求叶护可汗帮助玄奘走出西域,那么叶护可汗能如愿帮助玄奘吗?而玄奘和突厥可汗的一番对话竟酿成了一个千古误会,这是一个怎样的误会?玄奘在这里又有着怎样的遭遇?
我们知道,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突厥可汗庭基本上是马背上的一个朝廷,他们不是固定驻扎在一个地方,而是经常会移动。游牧民族总是逐水草而居,随着水草的丰盛与否,随着气候的合适与否,不断搬动自己的行政管理中心。当玄奘到达碎叶城的时候,恰好叶护可汗也在那里,因此两人就碰上了。
叶护可汗见到玄奘后非常高兴,说:“暂一处行,二三日当还,师且向衙所。”这里的“一处行”可不是一般的一起走,而是给玄奘的一种特殊的礼遇。叶护可汗派官员先把玄奘送往可汗衙安置好,自己接着打猎。三天后,可汗打猎回来,将玄奘请到可汗居住的大帐篷里。这也不是一般的帐篷,而是“金华装之,烂眩人目”。达官贵人在可汗前列成两排侍坐,后边还站着拿着武器的警卫武士。这样的排场,让已经很见过世面的玄奘也不由得心生赞叹:“虽穹庐之君亦为尊美矣。”
根据玄奘的观察和记载,突厥不使用木器,只是在帐篷里的地上铺上厚厚的地毯,席地而坐。我们今天在一些游牧的少数民族那里还是可以看见这种情况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是:“突厥事火不施床,以木含火,故敬而不居。”不过,叶护可汗为了表示对玄奘的尊敬,专门为法师准备了一把铁交床,上面铺设厚厚的坐垫,请法师舒舒服服地坐下。玄奘当然要首先引入使者,呈上高昌王的书信和礼物。有人自远方来进贡,表示臣服,可汗当然是非常高兴,不仅请使者坐下,而且还奏乐设宴,款待来人。玄奘当然不会去跟他们喝酒吃肉了,只吃了点果物饼饭。这一路,特别是穿越中亚的广阔区域时,几乎没有看见玄奘吃今天我们讲的绿叶菜的记录,替代物主要是果品,当地的物产情况就是如此。在小说《西游记》里面,孙悟空主要忙的工作之一就是找果子,而不是摘菜,也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吧。
玄奘当然还应可汗的请求,简单地说法。停留了几天后,玄奘准备继续他西行求法的征途了。可汗很是友善,在军队里寻找通晓汉语和西域各国语言的少年,封他们为官,一路相送。照例还有丰盛的施舍,并且率领群臣送出十余里。有趣的是,叶护可汗在玄奘决定动身时,劝玄奘说
师不须往印特伽国,彼地多暑,十月当此五月,观师容貌,至彼恐销融也。其人露黑,类无威仪,不足观也。
大家知道,在此之前,我们听到的都是“婆罗门国”、“西天”,而这里首次出现了“印特伽”这个名字,就发音而言,似乎和“印度”很接近了。那么,“印特伽”后来怎么就变成“印度”了呢?
大约十八年前我读到了叶护可汗的这段话,感觉找到了解开“印度”这个国名的来源之谜的钥匙。当时我才二十岁出头,不知道天高地厚,就埋头做了些研究,居然解决了这个问题,说来也确实是有意思。
我们知道,在隋、唐以前,汉语中用来称呼南亚次大陆那个神秘国度的名词并不统一,相反,很是杂乱,最常见的就有“身毒”、“天竺”。而当时中亚、西域流行的各种各样伊朗语,倒是比较一致,大体上都是hindu、indu,大概都是从indus(印度河)来的。今天西方语言的India、Indien都是从这里来的。但是也都是模糊的,不那么明确的。
玄奘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也是混乱矛盾的,他在《大唐西域记》卷二中有一段话:
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随地称国,殊方异俗,遥举总名,语其所美,谓之印度。印度者,唐言月。
这段话在逻辑上是有矛盾的,但一千多年来大家居然就不加深究,让它溜过去了。玄奘的意思是说:印度的居民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名的,那些遥远地方的人,才模模糊糊地说个大致的总名而已,为了形容它的美,叫它“印度”。这可就奇怪了,“印度”明明是玄奘才开始使用的啊,而且“印度”的意思居然还是“月亮”。
这是玄奘自己也没有弄清楚的一笔糊涂账。那么,玄奘是怎么把自己搞糊涂的呢?
原来,他是从突厥的叶护可汗那里听说“印特伽”的,这个字应该是突厥语的’n’tk’k、’ntk’k或’ntk’,而突厥语里的这个字应该来自吐火罗语的Yentu Kemne。玄奘脑子里印着“印特伽”,带着这个先入之见到了印度,却无法也不可能找到国名通称,自以为发音相近的“印度”就是对应的国名了。而“印度”的梵文是indu,意思就是“月亮”。玄奘大概以为,在炎热的印度,月亮难道不是大受欢迎的吗?难道不美吗?可是,极度崇拜印度的玄奘忘了,或者就是故意歪曲了,在突厥叶护可汗劝他的那段话中,哪里有一点点“印特伽”很美的意思呢?
于是,沿用到今天的“印度”就这样被玄奘糊里糊涂、莫名其妙地“翻译”或者说“弄”了出来。玄奘的威望太高了,所以,一般不会有谁提出异议,谁都没有去质疑他的说法。
实际上,唐朝另一位也去过印度的著名求法僧人义净法师,就对玄奘的说法很不以为然。他的《南海寄归内法传》虽然名气比不上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其价值却实在不遑稍让。在卷三“师资之道”下,他就暗暗地点了一下玄奘的穴道:
其北方胡国,独唤圣方以为呬度。呬音许【02】反。全非通俗之名,但是方言,固无别义。西国若闻此名,多皆不识,宜唤西国为圣方,斯成允当。或有传云,印度译之为月,虽有斯理,未是通称。
印度人(我们今天也只能这么用“印度”了),只是用神话里的一些名字来形容自己生活的那块土地,比如“瞻部洲”、“圣方”、“主处”。可见义净的意见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所以也是正确的。义净毕竟也是一个得道高僧,他不直接点出玄奘的名字,只是说“或有传云”,而且还说“虽有斯理”,是够厚道的了。其实,玄奘在这个问题上根本没有“理”可讲。玄奘做的类似的事情还很不少,当然,这些绝对不足以影响玄奘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高僧的崇高地位。
尽管如此,我们今天还是可以心安理得地使用“印度”这个译名,已经约定俗成了,就不必再去改变了。我之所以在这里费那么多的口舌,是因为玄奘毕竟是去“印度”求法的,我们应该把这个国家的中文名字的来龙去脉弄清楚。
玄奘离开碎叶城后,继续一路西行,他又会有什么样的奇遇呢?请看下一讲“化敌为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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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集】西游记 百家讲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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