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文终于找到了一所房子,可以让他们一家人住进去避难。离那儿六英里远,二十分钟的士路,便是花园桥。他们逃离出来的杨树浦老房子就在那儿。他们没时间带走满屋的东西。九月将到,他们甚至没带出寒衣。眼下,那些凶恶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把守着那条街。花园桥上则有日本特警站岗。他们挥手赶开那些在附近徘徊着想要通过的外国人。这些人试图过去看一看他们的家或工厂。 那天早上,我一手拿着早报,一手拿起了电话: “潘海文!”我冲着话筒大叫,“潘先生,你们主人海文……喂,是你吗?听听这个!”在电话里,我大声读道: “‘根据昨天从日本领事馆得到的消息,今日及之后三日,外国人士被许可进入杨树浦地区。他们将被允许上午九至十一时、下午二至四时过桥。只可携出衣物和床上用品。其它对象概不许搬取。’如何!” “啊,太好了!”海文的声音嘶哑。他刚结束工作,打算睡一整天。“这个……这个……他们怎么说的?我还不十分理解。” 我再读一遍。 “啊,太好了!”海文说,这次清醒了点儿。”那么我可以去拿回每一件东西了?是不是?” “不是的。只有外国人可以进去。只可以拿回衣物和床上用品。别问我为什么?” “只有外国人?你确定吗?”每当面对不愉快的事情时,他的反应总是很慢。我说我可以确定。但我愿意代他去。“无论如何,我想去看看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我说。 海文花了大约二十分钟时间拿主意。过后,他情绪高涨起来。日本人的安排有点复杂。第一天,某部分地区的某些屋主可以通过; 第二天,另外一些地区开放给另外一些屋主,等等。那些列在名单上的地区,大多是美国人与中国人混居在一起的。我们试图在电话中确定我们进去的日子:星期六下午六点?或者星期日下午七点? 邵洵美接下来的表现近乎狂热,他又恢复他一贯的诗人作风,只要决定去作一件事,就全心投入,而且投入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我们花了大量时间讨论细节。这天海文来我家时,拿着他写的指引。字迹工工整整,还附有一张他寓所的平面图。有箱子的房间都用叉打了记号。它们的钥匙装在一个小口袋里,有二十八片之多,因为海文跟我们一样,永远不记得他要找的是哪一片。 我觉得那些指引太详尽了,比如说,第一句我就认为毫无必要: “首先把四周围扫视一遍,看看房子是否没被烧掉,东西是否都在。” 但我不想批评他。海文对他的成果非常引以为骄傲。他脸上带着一种得意的微笑,研究着他的这张地图。 但真实情况却要复杂得多。 美国领事馆那位年轻人来上海的时间不长,对我要过桥的申请,他惶乱而激动,他同意我星期日去。 每天我们都听到抢劫的故事。有些可能出于虚构,有些却是真实的。每一晚都听到炮弹的呼啸声。海文和佩玉朝苏州河那边遥望,他们叹息着,互相安慰说那一切不是真的。 星期六晚上,一切都准备就绪,我在义务警察中找到几位朋友。还找到一辆卡车,一个司机,还有搬运工。海文给了我最后几个错乱的指示。当中国开始朝杨树浦发射燃烧弹时,我正好要出门。我们奔到窗口,我们都同意,这是战争爆发以来最漂亮的一景。 空中弹片横飞,对空炮弹连连开花。火团一个接一个在夜空飞驰,就好像一群大猫在一块深蓝天鹅绒幕布上飞奔,火光从窗户这边飞到那边,然后爆开成金光流曳的一团。一声巨响之后,火光从地平线那儿升起。飞机一次次投弹,清晰可见。它们盘旋着,当嗡嗡声变低,变得单调而拖拉,就是它们要下蛋了。 场面真是壮观。但不容置疑,遭殃的地区正是杨树浦。可怜的海文,这晚发生的一切好像是一场针对他的阴谋诡计。那儿有他的房子、他的书、他的古董桌子,现在都在这幅壮烈图画中化为灰烬了。 “要是杨树浦烧完了,他们在桥上的人应当知道。”我安慰他道,“他们会让我们掉头。我会立即打电话给你。当然,就算杨树浦烧了,也不见得你们的房子就──” “噢,不要紧的。”海文第二十次这么说,“不要紧的,也许你都不用这么忙着去。” 第二天早上,我穿得像个灰不溜秋的幽灵,跟原始人似的试图借助色彩自我保护。辅警们在他们一个伙伴家集合吃早餐。这位屋主是个年青的富豪。我看见这群快乐的年轻人围着一张桃花心木的长桌,个个一身卡其布短打,吃着香肠,喝着麦芽酒。那天海文不是惟一需要帮助的人。在场的共有十四名辅警,他们全都佩着臂章,藉此向日本人暗示,对他们应当礼貌相待。 在乱糟糟的叫声和争论声中,我们出门上了各自的小车,朝市区出发。我的卡车等在那里。 这是一个晴朗的秋日。九点钟我们己经排在一列驶向花园桥的车阵中。沿途只见几个穿卡其装的人影,或列队跑步去执行公务,或沿电车路线在那里站岗。我们的车还好,我呆在后座,这位置有个小窗,可以观察后方。我看着黄浦江。那些轮船和帆船出奇地肃静,只有几个军人在下锚。噗通噗通的炮弹声仍然清晰可闻。听上去似乎相当扎实,方位在河对岸。我想起之前有个人告诉我,他在炮火中损失了一座价值八十万美金的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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