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评论 》 基耶斯洛夫斯基的電影：雙重生命   》 第38節：三色：紅(12)      安內特·因斯多夫 Annette Insdorf

　　在1997年的巴黎研討會上，彼埃西維奇談到基耶斯洛夫斯基時或許腦海中想到的正是《紅》：“我們害怕他，不過我這裏說的害怕並非指那種惡意。他是個法官，一個好法官，很好的參照物。”而導演自己在談到法官這個角色時也顯得很坦率：“從很大程度上來說，他反映了我的世界觀。所以我經常說《紅》與我自己很接近。”不過他也補充道，“但是瓦倫蒂娜對人對事的那種天真目光在我身上也有……你可以認為這兩個人物對立的立場其實都是我的。”［14］伊蓮娜·雅各布也有同樣的想法：“這兩個人物間的對立，對應的正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內心的一個疑問：年輕的希望如何與成熟的經驗共存？”［15］
　　千年來臨之際，《三色》似乎來得很應景：在這充滿種種錯誤的世紀將要結束的時候，基耶斯洛夫斯基影片中的人物終於為我們帶來了富有同情心的一幕。有個形象在三部影片中都曾出現：垃圾回收筒邊的老年人，這對田納西·威廉姆斯所說的那種“陌生人的仁慈”提出了考驗：《藍》中的朱麗沒看見那個想把瓶子塞入垃圾筒的老女人，《白》中的卡洛看到了但熟視無睹，而《紅》中的瓦倫蒂娜卻伸出了援助之手。在1994年的紐約電影節上，基耶斯洛夫斯基解釋了這一場戲：“我要說的就是，‘你可以幫助一位年老體弱、沒法把瓶子扔進垃圾筒的女士’。它提醒我們，某一天，我們自己也會老到沒法把瓶子塞進垃圾筒。”瓦倫蒂娜幫助老人的行為既是為她自己，也是為法官在做救贖：和觀衆一樣，他也被瓦倫蒂娜簡單、善良的舉動所觸動。瓦倫蒂娜的舉動充分印證了彼埃西維奇的簡短闡述：“《紅》是一部反對冷漠的電影。”［16］
　　儘管《紅》沒能在1994年戛納電影節上獲得評委的賞識——很多影評人與電影人說起此事都會用上“醜聞”一詞——但卻在美國上映時獲得空前成功。和許多影評人一樣，凱爾也用高度贊揚的華麗辭藻表示了對《紅》的欣賞：他將三部麯稱為“重建和諧的史詩”，稱贊“基耶斯洛夫斯基令整部影片嚮着一個交匯點，一個華麗的高潮發展。影片的敘事猶如宇宙中的行星連綫般耀眼奪目”［17］。《紅》被美國全國影評人協會和紐約影評人協會選為年度最佳外語片，還在奧斯卡上獲得最佳導演、最佳原創劇本和最佳攝影三項提名，這對外國電影和外國電影人來說實屬罕見。
　　在法國，《紅》令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歐洲最重要的電影人”——阿涅斯·佩剋語——的地位不可動搖，阿涅斯·佩剋提出的三點理由是：
　　首先，他是中歐文化傳統的繼承者，這一文化傳統善於針對重要的存在主義命題——愛情和死亡、機遇和命運——提出疑問，將美學和知性反思結合一體。第二，他傳遞的是真正的人道主義，而非形式上的道德準則或意識形態，他對相對性和曖昧性有着敏銳的感覺，善於嚮觀衆提出有關當下的問題。最後，對他的作品的多層次讀解為我們帶來一種知性的喜悅——其心理學和道德層面上的細緻程度絶不亞於文學作品，除此以外，他的電影本身就有着一種罕有的感官愉悅。
　　基耶斯洛夫斯基沒能活到老得扔瓶子都睏難的年紀，1996年3月13日，在一傢華沙醫院接受並非急需的心髒手術後，他去世了。勞累的他之前已經退休，但還在洛茲電影學院和卡托維茲電影學院任教，他比自己三部麯中的人物多走了一步：他從這可見的世界抽身而去，留下身後鬼魂般的印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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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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