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四年后，七十六岁的董晋病逝，韩愈以幕僚身份，护送董晋灵柩至洛阳。韩愈等人刚刚离开汴州，那里就发生了叛乱，韩愈留在汴州城的妻儿老小，跑到了徐州，所以韩愈一到洛阳就匆匆奔徐州而去。当时徐州泗濠节度使张建封，与韩愈是老熟人，热情地接待了他，后来又辟他为节度推官，奏请以太常寺正八品上协律郎试用。这是，他的儿子韩昶也出生了，韩愈没有推辞，接受了张建封的好意。不久，他代表张建封出差到京师，受到朝廷官员的盛情款待。他的一些朋友同年，已经在京城扎下了根，想帮助他活动活动，留在京城。如一同考取进士的欧阳詹，此时正担任国子监四门馆助教，曾计划率领其学生奏请以韩愈为国子监博士，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下文。
到京城跑了一圈，见识了老同学的幸福生活，韩愈的心情也开始不平静起来，他觉得每天上班点卯的生活实在太乏味了。一般情况下，节度使的幕僚们应该是“晨入夜归，非有疾病事故，辄不许出”，中午还没有午休，工作时间远远超过了八小时。韩愈认为自己支配的时间太短了，于是给张建封写了封信，希望改变作息时间，建议“寅而入，尽辰而退。申而入，终酉而退”，也就是说希望每天分上、下午上班，给出充分的午休时间。上午５点至７点之间上班，工作到１１点，下午５点至７点之间上班，工作到９点。张建封有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史书没有记载，我们也不能乱说。或许张建封最后对韩愈一人网开一面，所以韩愈说他在这期间读了不少书，“闭门读书史，窗户忽已凉”。
不过，韩愈还是心里不太平坦，觉得生活很压抑，张建封对他也不是言听计从，这样混下去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前途。五月中旬的时候，他主动向张建封上交了辞呈。也许是少年时期韩愈所经历的大灾大难太多了，这时候上天开始眷顾他。十四日，韩愈和妻子刚刚启程前往洛阳，第二天徐州的军士就发动暴乱，韩愈又一次死里逃生。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让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朋友们也纷纷写信表示祝贺。
贞元十八年新年的到来，也给韩愈带了新的生活。他终于通过了吏部铨选，担任正七品上的国子监四门馆博士。这一官职，职务不高，影响却很大，尤其对教育行业，更重要的是韩愈从此进入了一个有发言权的圈子，身份从地方幕僚转变为政府公务员。韩愈一到任，就不失时机地向主考官权德舆荐举了一批朋友如侯云长、尉迟汾、沈杞、李翊等人，使得他们得以进士及第。这年十月，韩愈再次升官，成为正八品上的监察御史，进入朝廷的要害部门。正当韩愈韩愈以为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仅仅两个月后，他就被赶出中央，出任湖南连州的一个阳山县县令。显然，他遭受了重重的处罚，为什么呢？新旧《唐书》、《唐才子传》都认为是“宫市”的原因，但今天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与“宫市”无关，要么是说实话，上书论天旱人饥，得罪了权臣京兆尹李实，要么是受到了持不同政见者王叔文、韦执谊乃至柳宗元、刘禹锡的排挤。
此后，韩愈又开始了与贫困作斗争的生活。作阳山令，他自嘲“酸寒何足道”；两年后任江陵府法曹参军，他说自己“掾俸之酸寒”；元和元年（806）再拜国子博士，次年分司东都，直至元和七年（812）三为国子博士，一直生活窘困，有时候竟然是上顿不接下顿。生活艰难，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职位俸禄都不高，另一方面则是他供养的家人越来越多。首次担任京官四门博士的时候，侄儿韩老成一家过来依附于他，这时他已经“家累三十口”；二度担任国子博士的时候，堂兄一家也来投奔他。在当时，拿工资的人，是有义务供养他的穷亲戚的。韩愈的一些朋友也是这样，如县丞崔斯立，就是“秩卑俸薄食口众”；太原府参军苗藩，供养“四室之孤男女凡二十人”，死的时候遗产太少，连安葬都成了问题。韩愈拖着这一大家子人，生活的艰难可以想象，“不知孤遗多，举族仰薄宦。有时未朝餐，得米日已晏”。如何生存下去呢？为了家人，他又开始四处求援。他写信给兵部侍郎李巽，描述自己“动遭谗谤”、“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的惨况，请求李巽帮助；又向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求救，反复乞求，说他如今所需的生活费用，就是对方的一顿饭钱，“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同时，他抓住一切机会，与领导人沟通，给他们写序，颂扬他们的功德，希望得到他们的理解与支持。后来人们说韩愈摇尾乞怜，无耻上进，和这些文字也有关系。如司马光说，韩愈写给于頔等人的那些信，肉麻地歌颂对方，以此换取一些生活费用。看他的文章，就知道这个人的志向是“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颜乐平颂》）。王若虚也说，韩愈过不得苦日子，那些哀号可怜的语气，经常在他的文章中出现，因此遭到后人的讥讽。“退之不忍须臾之穷，遂为此谀悦之计”（《臣事实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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